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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一）
晓角 
海派《大公报》〔２〕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云：“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３〕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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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海派《大公报》指在上海发行的《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开始发行。 
〔３〕“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唐书·郑綮传》载：“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后来他被任为宰相，“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歇后”，就是结末的语词不说出来；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唐）彦谦题高庙（汉高祖陵）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y。’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三尺”，指“三尺剑”；“一y”，指“一y土”。 
“立此存照”（二）
晓角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２〕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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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语录体参看本卷第３１０页注〔５〕。按林语堂提倡的所谓语录体，据他解释，是“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样做语录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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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三）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４〕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５〕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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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范朋克（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１８８３—１９３９）美国电影演员。一九二九年他到上海游厉，当时报纸上曾指摘他在影片《月宫盗宝》中侮辱中国人。参看《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３〕《天方夜谈》参看本卷第３５９页注〔１６〕。影片《月宫盗宝》原名《巴格达的窃贼》（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取材于此书。 
〔４〕冯史丹堡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寓居美国。 
〔５〕斯密斯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２〕。４３６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立此存照”（四）
晓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２〕，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３〕，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４〕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５〕之首，于是诫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６〕，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越风》小品文半月刊，国民党御用文人黄萍荪编辑，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杭州创刊。 
〔３〕《越风》半月刊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所载高越天的原文说：“如《雪庵絮墨》载：‘清之入关，汉族功最重者，武臣当推耿、尚、吴三藩王，文臣则以洪经略承畴为第一。按报功酬庸之旨，上述四人应列庙享，或入祠祭。而吾详考之结果，则太庙东西两庑，以及贤良、功臣、昭忠等祠，皆无此四公大名……而洪大经略……宣付国史馆列入功臣传之事迹，经康、雍两朝之久，骤然被高宗特旨提出荣升为《贰臣传》中第一名。’”《雪庵絮墨》，当时上海《大公报》副刊连载的专栏文章。 
〔４〕耿精忠（？—１６８２）清汉军正黄旗人。康熙间袭爵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起兵响应吴三桂反清，后又降清，被处死。尚可喜（１６０４—１６７６），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崇祯间为副总兵，后降清，属汉军镶蓝旗，从清兵入关，封平南王，镇守广州；后因其子之信响应吴三桂反清，他忧急而死。吴三桂（１６１２—１６７８），高邮（今属江苏）人。崇祯间为辽东总兵。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镇压川、陕农民军，俘杀南明永历帝，镇守云南，与耿、尚同为清初“三藩”。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十七年在衡州称帝，不久病死。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６５），福建南安人。崇祯间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军，兵败降清，后随清军入关，在南京总督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受任七省经略，镇压各部农民军。清初开国规制，多出其手。〔５〕《贰臣传》十二卷，清高宗（乾隆）敕编，载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一百二十五人的事迹。洪承畴列入该书卷三之首，尚可喜列入卷二之六。吴三桂和耿精忠分别列入《逆臣传》卷一之首和卷二之六。 
〔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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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五）
晓角 
《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腻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腻事》来。“文”“腻”两音差多，事也并不全“腻”，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张资平〔２〕在女学生心中》条下，有记的是：“他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而他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之精明强干，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来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装，衬着他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一手里经常的夹着一个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经理的派头，可是，他的大皮包内没有支票账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所以当书店关门时，老板依然“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而有些卖稿或抽板税的作者，却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气色的面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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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系以手稿影印。 
〔２〕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曾是早期创造社成员，写过大量的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立此存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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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角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２〕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３〕，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４〕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张献忠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５〕。〔３〕《流寇陷巢记》一卷。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瞫隐庐印行。卷首罗振常的校记中说，此书“原名沈存仲《再生纪异录》，近乎说部，为易今名，较为显豁。” 
〔４〕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击日军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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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七）
晓角 
近来的日报上作兴附“专刊”，有讲医药的，有讲文艺的，有谈跳舞的；还有“大学生专刊”，“中学生专刊”，自然也有“小学生”和“儿童专刊”；只有“幼稚园生专刊”和“婴儿专刊”，我还没有看见过。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梦苏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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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改题为《“立此存照”（五）》。 
按原来的《“立此存照”（五）》，是关于张资平的那条，因作者看到《申报·儿童增刊》一篇文章，竟主张中国人杀外国人应加倍治罪，不胜愤慨，就写了这条补白寄去。《中流》编者把这一条改为《“立此存照”（五）》，在该刊第四期发表，原来的第五条改为第七条，移在该刊第五期发表，因发表时係用手稿影印，所以号码没有改。收入本书时，编者许广平按写作时间先后将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参看作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黎烈文信。 
半夏小集
一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二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三 
“联合战线”〔２〕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四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五 
Ａ：Ｂ，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Ｂ：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Ａ：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Ｂ：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六 
Ａ：阿呀，Ｂ先生，三年不见了！你对我一定失望了罢？…… 
Ｂ：没有的事……为什么？ 
Ａ：我那时对你说过，要到西湖上去做二万行的长诗，直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哈哈哈！ 
Ｂ：哦，……我可并没有失望。 
Ａ：您的“世故”可是进步了，谁都知道您记性好，“责人严”，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您现在也学会了说谎。Ｂ：我可并没有说谎。 
Ａ：那么，您真的对我没有失望吗？ 
Ｂ：唔，无所谓失不失望，因为我根本没有相信过你。七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３〕，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八 
琪罗〔４〕编辑圣·蒲孚〔５〕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ＭｅｓＰｏｉｓｏｎｓ）；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九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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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２〕“联合战线”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语见《庄子·列御寇》。〔４〕琪罗（ＶＧｉｒａｕｄ，１８６８—１９５３）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泰纳评传》等。 
〔５〕圣·蒲孚（ＣＡ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９）通译圣佩韦，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文学家画像》、《月曜日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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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２〕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Ｒｅｄｓ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Ｒｅｄｓ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陈××六月三日。 
二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３〕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ＯＶ〔４〕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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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２〕康缪尼斯脱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共产党人）的音译。下文的Ｒｅｄｓ，英语“赤色分子”的意思，这里指红军。〔３〕托洛斯基（uf\glmm，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译托洛茨基Ｔ缒瓴渭庸砉锩*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他曾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下文所说“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４〕ＯＶ即冯雪峰（１９０３—１９７６），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著有《论文集》、《灵山歌》、《回忆鲁迅》等。 
大小奇迹
何干 
元旦看报，《申报》〔２〕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３〕，这回是“罗家伦〔４〕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ＡＨｉｔｌｅｒ∶ＭｙＢａｔｔｌｅ）〔５〕，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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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５〕。〔３〕“星期标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推销书籍，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该馆编审部就日出新书及重版各书中每周选出一种，请馆外专家审定，列为“星期标准书”，广为宣传介绍。〔４〕罗家伦参看本卷第２５７页注〔１２〕。当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５〕《我之奋斗》希特勒写的带自传性的著作。书中阐述了他对社会、政治、历史等等的观点，宣传纳粹主义。原书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由国立编译馆译出的中文本于一九三五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登错的文章
何干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２〕呀，文天祥〔３〕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恕不多谈。 
不过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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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２〕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宋高宗绍兴十年（１１４０），他在河南大破金兵，正欲乘胜北伐，但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力主议和，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他退兵。岳飞奉诏回临安（今杭州）后，被诬谋反，下狱遇害。〔３〕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文学家。元军攻陷临安后，他仍在南方坚持抵抗，兵败被俘，在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坚贞不屈，后被杀。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我的第一个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２〕。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３〕，“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４〕，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５〕，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６〕，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７〕，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８〕。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９〕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１０〕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１１〕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１２〕，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１３〕，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１４〕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１５〕，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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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中记有如下的故事：“一长老在欧阳公（修）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又据宋代王闢之著《渑水燕谈录》：“公（欧阳修）幼子小名和尚。”〔３〕毗卢帽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像的帽子。放焰口，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上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盂兰盆，梵语音译，“救倒悬”的意思；焰口，饿鬼名。〔４〕“有奶便是娘”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因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禁止爱国运动和宣扬复古思想，北京大学评议会发表宣言反对他为教育总长，并宣布和教育部脱离关系。后来少数教授顾虑脱离教育部后经费无着，一部分进步教授就在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中说：“章士钊到任以来，曾为北京大学筹过若干经费，本校同人当各知悉；即使章士钊真能按月拨付，或并清偿积欠……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之尊严……如若忽变态度……采取‘有奶便是娘’主义，我们不能不为北大同人羞之。”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里，引用“有奶便是娘”这句话，歪曲公函中的原意，加以讥笑。 
〔５〕“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语见《诗经·小雅·斯干》，意思是互相爱好而不相恶。式，发语辞。 
〔６〕海青江浙一带方言，指一种广袖的长袍。〔７〕《不以成败论英雄》参看本卷第５１１页注〔１０〕。〔８〕“扬州十日”指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嘉定三屠”，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后进行的三次大屠杀。清代王秀椘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二书，分别对这两次惨杀作了较详的记载。 
〔９〕大乘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相对于主张“自我解脱”的小乘教派而言。它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１０〕《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印度佛教经典之一。通行的中译本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著作，相传为古印度马鸣作，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两种译本。 
〔１１〕“合十赞叹”等语，是佛经中常见的话。合十，即合掌，用以表示敬意；顶礼，以头、手、足五体匍匐在地的叩拜，是一种最尊敬的礼节。 
〔１２〕冠礼我国古代礼俗，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仪礼·士冠礼》篇中有关于冠礼的说明。〔１３〕释迦牟尼参看本卷第３２０页注〔１９〕。弥勒，佛教菩萨之一，相传继释迦牟尼而成佛。 
〔１４〕“金刚怒目”参看本卷第４３６页注〔７〕。〔１５〕“狮吼”佛家语，意思是震动世界的声音。宋僧道彦《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耀经》：“佛（释迦牟尼）初生刹利王家……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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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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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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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答的问题
何干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２〕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３〕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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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儿童年”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３〕。〔３〕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山东堂邑（今聊城）人。他通过乞讨、放高利贷和收取地租等手段筹款兴办“义学”，被清政府封为“义学正”。《武训先生》一文，作者署名雨人。 
“这也是生活”
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在我，则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就是两个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觉得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负。现在才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并无大不同者，乃是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我想，强壮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过。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２〕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４〕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５〕，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６〕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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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病后杂谈》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共四节。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时，被国民党当局检查删去后三节。全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３〕“最中心之主题”参看本卷第５４０页注〔１０〕。〔４〕瓦德西（ＡｖｏｎＷａｌｄｅｒｓｅｅ，１８３２—１９０４）德国人，义和团起义时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总司令。赛金花，清末的一个妓女。据近人柴萼所著《梵天庐丛录》卷三《庚辛纪事》中载：“金花故姓傅，名彩云（自云姓赵，实则姓曹），洪殿撰（钧）之妾也，随洪之西洋，艳名噪一时，归国后仍操丑业。”“瓦德西统帅获名妓赛金花，嬖之甚，言听计从，隐为瓦之参谋。”这里说赛金花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是针对夏衍所作剧本《赛金花》以及当时报刊对该剧的赞扬而说的。〔５〕《御香缥缈录》原名《老佛爷时代的西太后》，清宗室德龄所作。原本系英文，一九三三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秦瘦鸥译为中文，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后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 
〔６〕《点滴》《申报·春秋》刊登短篇文章的专栏。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该栏发表姚明然的短文中说：“当圆圆的西瓜，被瓜分的时候，我便想到和将来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不是一样吗？” 
且介亭杂文附集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２〕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３〕，我已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４〕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 
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５〕，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Ａｍａｔｅｕｒ〔６〕——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７〕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８〕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９〕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１０〕，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１１〕，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１２〕，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身杨家女〔１３〕，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也还是刚从克士〔１４〕那里听来的。但那大略，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这也是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女的当然不敌，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就在危急之际出现，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独去活动了。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１５〕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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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３〕“无常”佛家语。原指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异灭坏的过程中；后引申为死的意思，也用以称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４〕《尔雅》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大概由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著作而成。“蚬，缢女”，见《尔雅·释虫》。〔５〕“大戏”和“目连”都是绍兴的地方戏。清代范寅《越谚》卷中说：“班子：唱戏成（班）者，有文班、武班之别。文专唱和，名高调班；武演战斗，名乱弹班。”又说：“万（按此处读‘木’）莲班：此专唱万莲一出戏者，百姓为之。”高调班和乱弹班就是大戏；万莲班就是目莲戏。大戏和目莲戏所演的《目莲救母》，内容繁简不一，但开场和收场，以及鬼魂的出现则都相同。参看《朝花夕拾·无常》和《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第十节。 
〔６〕Ａｍａｔｅｕｒ英语（源出拉丁语）：业余从事文艺、科学或体育运动的人；这里用作业余演员的意思。 
〔７〕高长虹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狂飙周刊》第五期上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参看《华盖集续编·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８〕《九歌》我国古代楚国人民祭神的歌词。计十一篇，相传为屈原所作。《国殇》是对阵亡将士的颂歌。 
〔９〕“跳加官”旧时在戏剧开场演出以前，常由演员一人戴面具（即“加官脸”），穿袍执笏，手里拿着写有“天官赐福”、“指日高升”等吉利话的条幅，在场上回旋舞蹈，称为跳加官。〔１０〕犊鼻褌原出《史记·司马相如传》，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三国吴韦昭说：“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这里是指绍兴一带称为牛头裤的一种短裤。 
〔１１〕王灵官相传是北宋末年的方士；明宣宗时封为隆恩真君。据《明史·礼志》：“隆恩真君者……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后来道观中都奉为镇山门之神。 
〔１２〕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思想家和散文家。《论衡》是他的论文集，今存八十四篇。《论衡·订鬼篇》说：“鬼，阳气也，时藏时见。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 
〔１３〕杨家女应为良家女。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在目连戏中，她的唱词是：“奴奴本是良家女，将奴卖入勾栏里；生前受不过王婆气，将奴逼死勾栏里。阿呀，苦呀，天哪！将奴逼死勾栏里。” 
〔１４〕克士周建人的笔名。周建人，字乔峰，作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１５〕“犯而勿校”语出《论语·泰伯》，原作“犯而不校”。校，计较的意思。“勿念旧恶”，语出《论语·公冶长》，原作“不念旧恶”。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这一卷里，几乎全是关于文学的论说；只有《现实》〔２〕中的五篇，是根据了杂志《文学的遗产》〔３〕撰述的，再除去两篇序跋，其余就都是翻译。 
编辑本集时，所据的大抵是原稿；但《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４〕，却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５〕一篇，既系摘译，又好像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据的也是排印本，本该是收在《高尔基论文拾补》中的，可惜发见得太迟一点，本书已将排好了，因此只得附在卷末。 
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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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上卷。 
《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由鲁迅搜集、编辑和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辨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校印”，书脊上署“ＳＴＲ”三个拉丁字母。按诸夏，即中国，见《论语·八佾》篇注引后汉包咸说；霜，瞿秋白的原名（后又改名爽）；ＳＴＲ，即史铁儿，瞿秋白的一个笔名。 
〔２〕《现实》瞿秋白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材料编译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收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文艺方面的论文和书信七篇，译者编译的有关论文六篇，后记一篇。鲁迅在编辑《海上述林》时，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将副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改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 
〔３〕《文学的遗产》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不定期丛刊，多载过去的作家未曾刊行的作品和关于他们的传记资料。〔４〕《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编者涅拉陀夫所作，原题为《十月的艺术家》。《海上述林》据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的《铁流》中译本收入。 
〔５〕《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楷戈达耶夫作，从苏联的《艺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摘译。译文曾印入一九三四年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引玉集》。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２〕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３〕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４〕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ＢＡＬｅｋｈｔｅｒｅｖ）和巴尔多（ＲＢａｒｔｏ）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５〕。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６〕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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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下卷。 
下卷《藻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高尔基的创作选集等。〔２〕《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通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印入《海上述林》的“残稿”只是该书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 
〔３〕《没工夫唾骂》苏联诗人别德讷衣（通译别德内依）讽刺托洛茨基的一首长诗。 
〔４〕《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苏联作家巴甫连珂作，是根据文学史上的材料写成的关于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的一个短篇小说。 
〔５〕印入《海上述林》下卷的高尔基早年创作二篇中，有雷赫台莱夫的插图八幅；又在《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中，有巴尔多的插图四幅，译者在该篇译文的《小引》里说：“所附的三幅插图（按该篇在《译文》月刊发表时只有插图三幅），读者可以仔细的一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凸现。” 
〔６〕“悬剑空垅”语见《文选》卷四十三南朝梁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这原是春秋时吴国季札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使季札聘于鲁……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且介亭杂文附集死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ＡＳｍｅｄｌｅｙ）〔２〕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３〕——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４〕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５〕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６〕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Ｄ医师〔７〕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Ｄ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Ｘ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８〕，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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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史沫德黎（１８９０—１９５０）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二九年底开始与作者交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这里所说的“一篇序”，题为《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３〕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成立共和国以后，德国政府文化与教育部曾授予凯绥·珂勒惠支以教授称号，普鲁士艺术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又授予她“艺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享有领取终身年金的权利。 
〔４〕轮回佛家语。佛教宣扬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所谓天、人、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不断循环转化。《心地观经》：“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５〕北新书局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李小峰主持，曾出版过鲁迅著译多种。因拖欠版税问题，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委托律师与之交涉。 
〔６〕Ｓ医师即须藤五百三，日本退职军医，当时在上海行医。〔７〕Ｄ医师即托马斯·邓恩（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ｎ），美籍德国人。 
当时在上海行医，曾由史沫特莱介绍为作者看病。〔８〕宫保即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称，一般都是授予大臣的加衔，以表示荣宠。清末邮传大臣、大买办盛宣怀曾被授为“太子少保”，他死后其亲属曾因争夺遗产而引起诉讼。 
文人比较学
齐物论 
《国闻周报》〔２〕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３〕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４〕，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２〕《国闻周报》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迁天津，一九三六年迁回上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国学珍本丛书》，应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３〕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他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中说：“现在，过去的错误已经是错误了，我该承认的我也承认了，该辩解的希望读者及邓先生相信我不是诡辩。”又说：“他（按指邓恭三）说出我是为了‘养生主’，而非‘逍遥游’”，是“能了解”“我之所以担任主持这个丛书的原故”的。〔４〕“养生主”原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内篇第三），据清代王先谦注：“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里则用作“主要是为了生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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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版画集》序
——前大半见上面《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将《附记》删去。再后便接下文：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２〕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述，许广平〔３〕记。cc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版画集》。 
《苏联版画集》，赵家璧编，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赵家璧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出版家。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 
〔３〕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 
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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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附集后记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 
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 
这里重承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使这集子能够迅速付印。又蒙内山先生给予便利，得以销行，谨当深深表示谢意的。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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