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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蜥蜴之夜

    当飞机降落在墨西哥首都的机场时，我的体力已经透支得几乎无法举步。长长的旅程，别人睡觉，我一直在看书。眼看全机的人都慢慢的走了，还让自己绑在安全带上。窗外的机场灯火通明，是夜间了。 

    助理米夏已经背着他的东西在通道边等着了。经过他，没有气力说话，点了一点头，然后领先出去了。我的朋友约根，在关口里面迎接，向我高举着手臂。我走近他，先把厚外套递过去，然后双臂环向他拥抱了一下。他说：“欢迎来墨西哥！”我说：“久等了，谢谢你！”这是今年第四次见到他，未免太多了些。 

    米夏随后来了，做了个介绍的手式，两人同时喊出了彼此的名字，友爱的握握手，他们尚在寒暄，我已先走了。出关没有排队也没有查行李。并不想做特殊分子，可是约根又怎么舍得不使用他的外交特别派司？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他的为人了。 

    毕竟认识也有十四年了，他没有改过。 

    “旅馆订了没有？”我问。 

    “先上车再说吧！”含含糊糊的回答。 

    这么说，就知道没有什么旅馆，台北两次长途电话算是白打了。 

    在那辆全新豪华的深色轿车面前，他抱歉的说：“司机下班了，可是管家是全天在的，你来这儿不会不方便。”“住你家吗？谁答应的？”改用米夏听不懂的语言，口气便是不太好了。 

    “要搬明天再说好吗？米夏也有他的房间和浴室。你是自由的，再说，我那一区高级又安静。” 

    我不再说什么，跨进了车子。 

    “喂！他很真诚啊！你做什么一下飞机就给人家脸色看？”米夏在后座用中文说。 

    我不理他，望着窗外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出神，心里不知怎么重沉沉的。 

    “我们这个语文？”约根一边开车一边问。“英文好罗？说米夏的话。” 

    说是那么说，看见旁边停了一辆车，车里的小胡子微笑着张望我，我仍是忍不住大喊出了第一句西班牙文——“晚安啊！我的朋友——” 

    这种令约根痛恨的行径偏偏是我最爱做的，他脸上一阵不自在，我的疲倦却因此一扫而空了。 

    车子停在一条林荫大道边，门房殷勤的上来接车，我们不必自己倒车入库，提着简单的行李向豪华的黄铜柱子的电梯走去。 

    约根的公寓，他在墨西哥才安置了半年的家，竟然美丽雅致高贵得有若一座博物馆，森林也似的盆裁，在古典气氛的大厅里，散发着说不出的宁静与华美。 

    米夏分配到的睡房，本是约根的乐器收藏室，里面从纸卷带的手摇古老钢琴、音乐匣、风琴，到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古古怪怪可以发声音的东西，都挂在墙上。我被引着往里面走，穿过一道中国镶玉大屏风，经过主卧室的门外，一转弯，一个客房藏着，四周全是壁柜，那儿，一张床，床上一大块什么动物的软毛皮做成的床罩静静的等着我。 

    “为什么把我安置在这里？我要米夏那间！”我将东西一丢，喊了起来。 

    “别吵！嘘——好吗？”约根哀求似的说。心里一阵厌烦涌上来，本想好好对待他的，没有想到见了面仍是连礼貌都不周全，也恨死自己了。世上敢向他大喊的，大概也只有我这种不卖帐的人。 

    “去小客厅休息一下吗？”约根问。 

    我脱了靴子，穿着白袜子往外走，在小客厅里，碰到了穿着粉红色制服，围条白围裙的墨西哥管家。 

    “啊！您就是苏珊娜，电话里早已认识了呀！”我上去握住她的手，友爱的说着。 

    她相当拘谨，微屈了一下右脚，说：“请您吩咐——”约根看见我对待管家不够矜持，显然又是紧张，赶快将苏珊娜支开了。 

    我坐下来，接了一杯威士忌，米夏突然举杯说：“为这艺术舒适的豪华之家——” 

    对于这幢公寓的格调和气派，米夏毫不掩饰他人全然的沉醉、迷惑、欣赏与崇拜。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公平的说，这房子毕竟是少见的有风格和脱俗。而米夏的惊叹却使我在约根的面前有些气短和不乐。 

    “阿平，请你听我一次话，他这样有水准，你——”米夏忍不住用中文讲起话来。 

    我假装没有听见，沉默着。正是大梦初醒的人，难道还不明白什么叫做盖世英雄难免无常，荣华富贵犹如春梦吗？古老木雕的大茶几上放着我的几本书，约根忙着放“橄榄树”给我们听。这些东西不知他哪里搞来的，也算做是今夜的布景之一吧，不知我最厌看的就是它们。波斯地毡，阿拉伯长刀，中国锦绣，印度佛像，十八世纪的老画，现代雕塑，中古时代的盔甲，锡做的烛台、银盘、铜壶——没有一样不是精心挑选收集。 

    “收藏已经不得了啦！”我说，衷心的叹了口气。“还差一样——你猜是什么？”他笑看着我，眼光中那份收藏家的贪心也掩饰不住了。 

    刚刚开始对他微笑的脸，又刷一下变了样子。我叹了口气，坐在地毡上反手揉着自己的背，右肩酸痛难当，心里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试了，试了又试！再没有什么不好交代的，住两日便搬出去吧！” 

    约根走去打电话，听见他又叫朋友们过来。每一次相聚，他总是迫不及待的拿我显炫给朋友们看，好似一件物品似的展览着。 

    米夏紧张的用中文小声说：“喂！他很好，你不要又泄气，再试一次嘛！” 

    我走开去，将那条苍苍茫茫的“橄榄树”拍一下关掉，只是不语。 

    旅程的第一站还没有进入情况，难缠的事情就在墨西哥等着。这样的事，几天内一定要解决掉。同情心用在此地是没有价值的。 

    门铃响了，来了约根的同胞，他们非常有文化，手中捧着整整齐齐的十几本书和打字资料，仔细而又友爱的交给我——全是墨西哥的历史和地理，还有艺术。我们一同谈了快三小时，其实这些上古和马雅文化，在当年上马德里大学时，早已考过了，并没有完全忘记。为了礼貌，我一直忍耐着听了又听——那些僵死的东西啊！他们不讲有生命的活人，不谈墨西哥的衣食住行，不说街头巷尾，只有书籍上诉说的史料和文化。而我的距离和他们是那么的遥远，这些东西，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来活一场的。 

    “实在对不起，米夏是我的助理，这些书籍请他慢慢看。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飞行，我想休息了！” 

    与大家握握手，道了晚安，便走了。 

    米夏，正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年龄，新的环境与全然不同的人仍然使他新鲜而兴奋。留下他继续做听众，我，无法再支持下去。 

    寂静的午夜，我从黑暗中惊醒，月光直直的由大玻璃窗外照进来。床对面的书架上，一排排各国元首的签名照片静静的排列着，每张照片旁边，插着代表元首那国的小旗子。我怔怔的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照片对峙着，想到自己行李里带来的那个小相框，心里无由的觉着没有人能解的苍凉和孤单。 

    墨西哥的第一个夜晚，便是如此张大着眼睛什么都想又什么都不想的度过了。 

    早晨七点钟，我用大毛巾包着湿头发，与约根坐在插着鲜花、阳光普照的餐厅里。 

    苏珊娜开出了丰丰富富而又规规矩矩的早餐，电影似的不真实——布景太美了。 

    “不必等米夏，吃了好上班。”我给约根咖啡，又给了他一粒维他命。 

    “是这样的，此地计程车可以坐，公共车对你太挤。一般的水不可以喝，街上剥好的水果绝对不要买，低于消费额五十美金的餐馆吃了可能坏肚子，路上不要随便跟男人讲话。低级的地区不要去，照相机藏在皮包里最好，当心人家抢劫——” 

    “城太大了，我想坐地下车。”我说。 

    “不行——”约根叫了起来：“他们强暴女性，就在车厢里。” 

    “白天？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里？” 

    “报上说的。” 

    “好，你说说，我来墨西哥是做什么的？”“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呀！今天早晨给自己去买双高跟鞋，这星期陪我参加宴会，六张请帖在桌上，有你的名字——”我忍住脾气，慢慢涂一块吐司面包，不说一句伤人的话。 

    那份虫噬的空茫，又一次细细碎碎的爬上了心头。约根上班前先借了我几千披索，昨日下机没来得及去换钱。这种地方他是周到细心的。 

    推开米夏的房间张望，他还睡得象一块木条，没有心事的大孩子，这一路能分担什么？ 

    为什么那么不快乐？右肩的剧痛，也是自己不肯放松而弄出来的吧！ 

    苏姗娜守礼而本份，她默默的收桌子，微笑着，不问她话，她不主动的说。 

    “来，苏珊娜，这里是三千披索，虽说先生管你伙食费，我们也只在这儿吃早餐，可是总是麻烦您，请先拿下了，走的时候另外再送你，谢谢了！” 

    对于这些事情，总觉得是丰丰富富先做君子比较好办事，虽说先给是不礼貌的，可是，这世界上，给钱总不是坏事。苏珊娜非常欢喜的收下了。这样大家快乐。“那我们怎么办？照他那么讲，这不能做，那又不能做？”米夏起床吃早餐时我们谈起约根口中所说的墨西哥。“低于五十美金一顿的饭不能吃？他土包子，我们真听他的？”我笑了。 

    “你不听他的话？他很聪明的。”米夏天真的说。“认识十四年了，也算是个特殊的朋友，有关我半生的决定，他都有过建议，而我，全没照他的去做过——”我慢慢的说。 

    “结果怎么样？”米夏问。 

    “结果相反的好。”我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你去睡了，约根说，他想拿假期，跟我们在中美洲走五个星期，我没敢讲什么，一切决定在你，你说呢？米夏问。 

    “我沉吟了一下，叹了口气：“我想还是一个人走的好，不必他了，真的——” 

    “一个人走？我们两人工作，你却说是一个人，我问你，我算谁？” 

    “不知道，你拍你的照片吧！真的不知道！”我离开了餐厅去浴室吹头发，热热的人造风一阵又一阵闷闷的吹过来。 

    米夏，你跟着自然好，如果半途走了，也没什么不好。毕竟要承当的是自己的前程和心情，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分担呢？住在这个华丽的公寓里已经五天了。 

    白天，米夏与我在博物馆、街上、人群里消磨，下午三点以后，约根下班了，我也回去。他要伴了同游是不答应的，那会扫兴。 

    为着台北一份译稿尚未做完，虽然开始了旅程，下午仍是专习的在做带来的功课。 

    半生旅行飘泊，对于新的环境已经学会了安静的去适应和观察，并不急切于新鲜和灿烂，更不刻意去寻找写作的材料。 

    这对我来说，已是自然，对于米夏，便是不同了。“快闷死了，每天下午你都在看译稿，然后晚上跟约根去应酬，留下我一个人在此地做什么？”米夏苦恼的说。“不要急躁，孩子，旅行才开始呢，先念念西班牙文，不然自己出去玩嘛！”我慢慢的看稿，头也不抬。“我在笼子里，每天下午就在笼子里关着。”“明天，译稿弄完了，寄出去，就整天出去看新鲜事情了，带你去水道坐花船，坐公车去南部小村落，太阳神庙、月神庙都去跑跑，好吗？” 

    “你也不只是为了我，你不去，写得出东西来吗？”米夏火起来了。 

    我笑看着这个名为助理的人，这长长的旅程，他耐得住几天？人生又有多少场华丽在等着？不多的，不多的，即使旅行，也大半平凡岁月罢了。米夏，我能教给你什么？如果期待得太多，那就不好了啊！ 

    认真考虑搬出约根的家到旅馆去住，被他那么紧迫钉人并不算太难应付，只是自己可能得到的经验被拘束在这安适的环境里，就未免是个人的损失了。 

    决定搬出去了，可是没有告诉米夏，怕他嘴不紧。约根那一关只有对不起他，再伤一次感情了。 

    才五天，不要急，匆匆忙忙的活着又看得到感得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这一夜，那么前面的日子都不能引诱我写什么的，让我写下这一场有趣的夜晚，才去说说墨西哥的花船和街头巷尾的所闻所见吧！ 

    不带米夏去参加任何晚上的应酬并没有使我心里不安。他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身份，过份的宠他只有使他沿途一无所获。 

    再说，有时候公私分明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国籍不一样的同事，行事为人便与对待自己的同胞有些出入了。那一夜，苏珊娜做了一天的菜，约根在家请客，要来十几个客人，这些人大半是驻在墨西哥的外交官们，而本地人，是不被邀请的。 

    约根没有柔软而弹性的胸怀。在阶级上，他是可恨而令人瞧不起的迂腐。奇怪的是，那么多年来，他爱的一直是一个与他性格全然不同的东方女孩子。这件事上怎么又不矛盾，反而处处以此为他最大的骄傲呢？ 

    再大的宴会，我的打扮也可能只是一袭白衣，这样的妆扮谁也习惯了，好似没有人觉得这份朴素是不当的行为。我自己，心思早已不在这些事上争长短，倒也自然了。当我在那个夜晚走进客厅时，已有四五位客人站着坐着喝酒了。他们不算陌生，几个晚上的酒会，碰来碰去也不过是这几张面孔罢了。 

    男客中只有米夏穿着一件淡蓝的衬衫，在那群深色西装的中年人里面，他显得那么的天真、迷茫、兴奋而又紧张。冷眼看着这个大孩子，心里不知怎的有些抱歉，好似欺负了人一样。虽然他自己蛮欢喜这场宴会的样子，我还是有些可怜他。 

    人来得很多，当莎宾娜走进来时，谈话还是突然停顿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在五天内已见过三次了，她的身旁是那个斯文凝重给我印象极好的丈夫——文化参事。 

    她自己，一身银灰的打扮，孔雀似的张开了全部的光华，内聚力极强的人，只是我怕看这个中年女人喝酒，每一次的宴会，酒后的莎宾娜总是疯狂，今夜她的猎物又会是谁呢？我们文雅的吃东西、喝酒、谈话、听音乐、讲笑话，说说各国见闻。不能深入，因为没有交情。为了对米夏的礼貌，大家尽可能用英文了。 

    这种聚会实在是无聊而枯燥的，一般时候的我，在一小时后一定离去。往往约根先送我回家，他再转回去，然后午夜几时回来便不知道了，我走了以后那种宴会如何收场也没有问过。 

    那日因为是在约根自己家中，我无法离去。其中一个我喜欢的朋友，突然讲了一个吸血鬼在纽约吸不到人血的电影；那个城里的人没有血，鬼太饿了，只好去吃了一只汉堡。这使我又稍稍高兴了一点，觉得这种谈话还算活泼，也忍受了下去。 

    莎宾娜远远的埋在一组椅垫里，她的头半枕在别人先生的肩上，那位先生的太太拚命在吃东西。 

    一小群人在争辩政治，我在小客厅里讲话，约根坐在我对面，神情严肃的对着我，好似要将我吃掉一样的又恨又爱的凝视着。 

    夜浓了，酒更烈了，室内烟雾一片，男女的笑声暧昧而释放了，外衣脱去了，音乐更响了。而我，疲倦无聊得只想去睡觉。 

    那边莎宾娜突然高叫起来，喝得差不多了：“我恨我的孩子，他们拿走了我的享受，我的青春，我的自由，还有我的身材，你看，你看——” 

    她身边的那位男士刷一抽身站起来走开了。“来嘛！来嘛！谁跟我来跳舞——”她大嚷着，张开了双臂站在大厅里，嘴唇半张着，眼睛迷迷蒙蒙，说不出是什么欲望，那么强烈的狂奔而出。 

    唉！我突然觉得，她是一只饥饿的兽，在这墨西哥神秘的夜里开始行猎了。 

    我心里喜欢的几对夫妇在这当儿很快而有礼的告辞了。分手时大家亲颊道晚安，讲吸血鬼故事给我听的那个小胡子悄悄拍拍我的脸，说：“好孩子，快乐些啊！不过是一场宴会罢了！” 

    送走了客人，我走回客厅去，在那个阴暗的大盆景边，莎宾娜的双臂紧紧缠住了一个浅蓝衬衫的身影，他们背着人群，没有声息。 

    我慢慢经过他们，坐下来，拿起一支烟，正要找火，莎宾娜的先生拍一下给我凑过来点上了，我们在火光中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说一句话。 

    灯光扭暗了，音乐停止了，没有人再去顾它。梳妹妹头发，看似小女孩般的另一个女人抱住约根的头，半哭半笑的说：“我的婚姻空虚，我失去了自己，好人，你安慰我吗——” 

    那边又有喃喃的声音，在对男人说：“什么叫快乐，你说，你说，什么叫快乐——” 

    客厅的人突然少了，卧室的门一间一间关上了。阳台不能去，什么人在那儿纠缠拥抱，阴影里，花丛下，什么事情在进行，什么欲望在奔流？ 

    我们剩下三个人坐在沙发上。 

    一个可亲的博士，他的太太跟别人消失了，莎宾娜的先生，神情冷静的在抽烟斗，另外还有我。 

    我们谈着墨西哥印地安人部落的文化和习俗，紧张而吃力，四周正在发生的情况无法使任何人集中心神，而我的表情，大概也是悲伤而疲倦了。 

    我再抽了一支烟，莎宾娜的先生又来给我点火，轻轻说了一句：“抽太多了！” 

    我不再费力的去掩饰对于这个夜晚的厌恶，哗一下靠在椅垫上，什么也不理也不说了。 

    “要不要我去找米夏？”这位先生问我，他的太太加给他的苦痛竟没有使他流露出一丝难堪，反而想到身边的我。而我对米夏又有什么责任？ 

    “不！不许，拜托你。”我位住他的衣袖。在这儿，人人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命和道路吧！米夏，你也不例外。 

    莎宾娜跌跌撞撞的走进来，撞了一下大摇椅，又扑到一棵大盆景上去。 

    她的衣冠不整，头发半披在脸上，鞋子不见了，眼睛闭着。 

    米夏没有跟着出现。 

    我们都不说话，大家窒息了似的熬着。 

    其实，这种气氛仍是邪气而美丽的，它像是一只大爬虫，墨西哥特有的大蜥蜴，咄咄的向我们吹吐着腥浓的喘息。过了不知多久，博士的太太疯疯癫癫的从乐器室里吹吹打打的走出来，她不懂音乐，惊人的噪音，冲裂了已经凝固的夜。一场宴会终是如此结束了。 

    唉唉！这样豪华而狂乱的迷人之夜，是波兰斯基导演的一场电影吧！ 

    那只想象中的大蜥蜴，在月光下，仍然张大着四肢，半眯着眼睛，重重的压在公寓的平台上，满意的将我们吞噬下去。 

    还有两个客人醉倒在洗手间里。 

    约根扑在他卧室的地毡上睡了。 

    我小心的绕过这些身体，给自己刷了牙，洗了脸，然后将全公寓的大落地窗都给它们打开来吹风。拿了头发刷子，一间间去找米夏。 

    米夏坐在书房的一块兽皮上，手里在玩照相机，无意识的按快门，卡擦一下，卡擦又一下，脸上空空茫茫的。我一面刷头发，一面喊了一声：“徒儿——”“没做什么，真的——”米夏淡淡的说。 

    “这没什么要紧，小事情。”我说。 

    “可是我没有做——”他叫了起来。 

    “如果今夜我不在呢？”我叹了口气。 

    米夏不响，不答话。 

    “莎宾娜可怜——”他说。 

    “不可怜——” 

    “阿平——你无情——” 

    我慢慢的梳头发，没有解释。 

    “今夜够受了——”米夏喘了一口大气。 

    “有挣扎？”我笑了。 

    米夏没有笑，怔怔的点了点头。 

    “没有见识的孩子，要是真的事情来时你又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开了。 

    “阿平——” 

    “明早搬出去，旅馆已经打电话订了，这一种墨西哥生涯到此为止了，好吗？”我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墨西哥



 街头巷尾

    这一趟旅行虽说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全然是未知，可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仍然算是有备而来的。 

    我的习惯是先看资料，再来体验印证个人的旅行。这一回有关中南美的书籍一共带了四册，要找一家便宜而位置适中的旅馆也并不是难事，书上统统都列出来了。来到墨西哥首都第六天，一份叫做elheraldode mexico的报纸刊出了我的照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那么大的照片刊出来的当日，也是我再梳回麻花辫子，穿上牛仔裤，留下条子，告别生活方式极端不同的朋友家，悄悄搬进一家中级旅馆去的时候了。 

    旅馆就在市中心林荫大道上，老式的西班牙殖民式建筑，白墙黑窗，朴素而不豪华，清洁实惠，收费亦十分合理，每一个只有冲浴的房间，是七百披索，大约是合二十七元美金一日，不包括早餐。 

    书上列出来的还有十元美金一日的小旅馆，看看市区地图，那些地段离城中心太远，治安也不可能太好，便也不再去节省了。 

    助理米夏在语言上不能办事与生活，这一点再再的督促他加紧西班牙文。鼓励他独自上街活动，不可以完全依靠我了。 

    墨西哥城是一个方圆两百多平方公里，座落在海拔二千二百四十公尺高地的一个大都市。 

    初来的时候，可能是高度的不能习惯，右耳剧痛，鼻腔流血，非常容易疲倦，这种现象在一周以后便慢慢好转了。有生以来没有在一个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市内住过，每天夜晚躺在黑暗里，总听见警车或救护车激昂而快速的哀鸣划破寂静的长夜。这种不间断的声音，带给人只有一个大都会才有的巨大的压迫感，正是我所喜欢的。这一张张美丽的脸 

    除了第一日搬去旅舍时坐的是计程车之外，所用的交通工具起初还是公共汽车，后来试了四通八达的地下车之后，便再也舍不得放弃了。 

    大部分我所见的墨西哥人，便如上帝捏出来的粗泥娃娃没有用刀子再细雕，也没有上釉，做好了，只等太阳晒晒干便放到世上来了——当然，那是地下车中最最平民的样子。这儿的人类学博物馆中有些故事，述说古时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喜欢将小孩子的前额和后脑夹起好几年，然后放开，那些小孩子的头发成扁平的，脸孔当然也显得宽大些，在他们的审美眼光中，那便是美丽。 

    而今的墨西哥人，仍然有着那样的脸谱，扁脸、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不算太清洁，衣着鲜艳如彩虹，表情木然而本分。而他们身体中除了墨西哥本地的血液之外，当然渗杂了西班牙人的成份，可是看上去他们仍是不近欧洲而更近印地安人的。 

    常常，在地下车中挤着去某个地方，只因时间充分，也因舍不得那一张张已到了艺术极致的脸谱，情愿坐过了站再回头。 

    人，有时候是残酷的，在地下车中，看见的大半是贫穷的人，而我，却叫这种不同的亦不算太文明装扮的男女老幼为“艺术为美”，想起来是多么大的讽刺。墨西哥城内每天大约有五百到二千个乡下人，涌进这个大都市来找生活。失业的人茫茫然的坐在公园和街头，他们的表情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张张深刻，而这些对于饥饿的肚子，又有什么关联？ 

    自杀神 

    虽说对于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已经非常腻了，可是据说墨西哥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仍然可能是世界上最周全的一座，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还是勉强去了。第一次去，是跟着馆内西语导游的。他不给人时间看，只强迫人在馆内快速的走，流水帐似的将人类历史尤其墨西哥部分泼了一大场，进去时还算清楚，出来时满头雾水。结果，又去了第二次，在里面整整一日。虽说墨西哥不是第一流的国家，可是看过了他们那样大气势的博物馆，心中对它依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要说墨西哥的日神庙、月神庙的年代，不过是两千多年以前，他们的马雅文化固然辉煌，可是比较起中国来，便不觉得太古老了。 

    只因那个博物馆陈列得太好，介绍得详尽，分类细腻，便是一张壁画吧，也是丰富。馆内的说明一律西班牙文，不放其他的文字，这当然是事先设想后才做的决定。我仍是不懂，因为参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 

    古代的神祗在墨西哥是很多的，可说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多神民族。日神、月神、风神、雨神之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神。 

    也可能是地理环境和天灾繁生，当时的人自然接受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事实上，此种信仰是因为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产生。 

    其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两个神——玉米神和自杀神。玉米是我爱吃的食物之一，可说是最爱的。有这么一位神，当然非常亲近它。 

    当我第一次听见导游用棒子点着一张壁画，一个个神数过去，其中他滑过一个小名字——自杀神时，仍是大吃了一惊。 

    跟着导游小跑，一直请问他古时的自杀神到底司什么职位，是给人特许去自杀，还是接纳自杀的人，还是叫人去自杀？ 

    导游也答不出来，只笑着回了我一句：“你好象对自杀蛮感兴趣的，怎么不问问那些影响力更深、更有神话意义的大神呢？” 

    后来第二次我自己慢慢的又去看了一次博物馆，专门研究自杀神，发觉它自己在图画里就是吊在一棵树上。世上无论那一种宗教都不允许人自杀，只有在墨西哥发现了这么一个书上都不提起的小神。我倒觉得这种宗教给了人类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居然还创出一个如此的神，是非常有趣而别具意义的。 

    墨西哥大神每一个石刻的脸，看痴了都像魔鬼。这么说实在很对不起诸神，可是它们给人的感应是邪气而又强大的。没有祥和永恒的安宁及盼望。它们是惩罚人的灵，而不是慈祥的神。说实在，看了心中并不太舒服，对于它们只有惧怕。 

    是否当时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挣扎得太艰苦，才产生了如此粗暴面孔的神祗和神话呢！ 

    金字塔 

    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去了西班牙文中仍叫它“金字塔”的日神庙及月神庙。 

    据考证那是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九百年时陶特克斯人时期的文明。在今天，留下了人类在美洲壮观的废墟和历史。那是一座古城，所谓的日神月神庙是后人给它们加上去的名称。外在的形式，像极了埃及的金字塔，只是没有里面的通道，亦没有帝王的陵墓。 

    为了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类文明和古代城市的建筑，我看了几个夜晚的资料，预备在未去之前对它们做一个深切的纸面上的了解。 

    然后米复与我在转车又转车之后，到了那个叫做“阿那乌阿克之谷”valledeanahuac的底奥帝乌刚诺的金字塔。 

    烈日下的所谓金字塔，已被小贩、游览车，大声播放的流行音乐和大呼小叫的各国游客完全污染光了。日神庙六十四公尺高的石阶上，有若电影院散场般的人群，并肩在登高。手中提着他们的小型录音机，放着美国音乐。 

    我没有去爬，只是远远的坐着观望。米夏的红衬衫，在高高石阶的人群里依旧鲜明。 

    那日的参观没有什么心得。好似游客涌去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当米夏努力在登日神庙顶时，我借了一辆小贩的脚踏车，向着古代不知为何称为“死亡大道”的宽大街道的废墟上慢慢的骑去。 

    本想在夜间再去一趟神庙废墟的，终因交通的问题，结果没有再回去。 

    我还是不羞耻的觉得城镇的人脸比神庙更引人。至于马雅文化和废墟，计划中是留到宏都拉斯的“哥庞”才去看一看了。 

    吃抹布 

    第一次在街头看见路边的小摊子上在烘手掌大的玉米汉饼时，我非常喜欢，知道那是墨西哥人的主食“搭哥”（taco），急于尝尝它们。 

    卖东西的妇人在我张开的掌心中拍一下给了一张饼，然后在饼上放了些什么东西混着的一滩馅，我将它们半卷起来，吃掉了，有酱汁滴滴嗒嗒的从手腕边流下来。“搭哥”的种类很多，外面那个饼等于是一张小型的春卷皮，淡土黄色的，它们永远不变。 

    里面的馅放在一只只大锅里，煮来煮去，有的是肉，有的是香肠，有的看不清楚，有的猜不出来。要换口味，便换里面的东西。 

    在城内，除非是游客区，那儿可以吃中国菜、意大利面食，还有丹麦甜点蛋饼之外，也可以吃“搭哥”。可是当我们坐车离城去小村落时，除了“搭哥”之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在城外几百里的小镇上，当我吃了今生第几十个“搭哥”之后，那个味道和形式，实在已像是一块抹布——土黄色的抹布，抹过了残余食物的饭桌，然后半卷起来，汤汤水水的用手抓着，将它们吞下去。 

    一个“搭哥”大约合几角到一元五美金，看地区和内容，当然吃一个胃口是倒了，而肚子是不可能饱的。这已是不错了，比较起城内高级饭店的食物，大约是十倍到十五倍价格的差距。虽然我们的经费充足，仍是坚持入境问俗，一路“搭哥”到底。这对助手米夏便是叫苦连天，每吃必嚷：“又是一块小抹布！” 

    在墨西哥的最后一日，我怕米夏太泄气，同意一起去吃一顿中国饭，不肯去豪华的中国饭店，挑了一家冷清街角的，先点了两只春卷——结果上来的那个所谓“春天的卷子”的东西，竟然怎么看，怎么咬，都只是两只炸过了的“搭哥”。吃在一般的墨西哥是贫乏而没有文化的。 

    它的好处是不必筷子与刀叉，用手便可解决一顿生计，倒也方便简单。至于卫不卫生就不能多去想它了。货物大同 

    在城内的游客区里，看见美丽而价格并不便宜的墨西哥人的“大氅”，那种西班牙文叫做“蹦裘”（poncho）的衣物。 

    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块厚料子，中间开一个洞套进颈子里，便是御寒的好东西了。 

    我过去有过两三个“蹦裘”，都因朋友喜欢而送掉了。这次虽然看见了市场上有极美丽的，总因在游客出没的地区，不甘心付高价去买它。 

    下决心坐长途车去城外的一个小镇，在理由上对米夏说的是请他下乡去拍照。事实上我有自己的秘密，此行的目的对我，根本是去乡下找漂亮、便宜，而又绝对乡土的“蹦裘”来穿。 

    坐公路车颠几百里去买衣服也只有最笨的人——而且是女人，会做的事情，不巧我就有这份决心和明白。到了一个地图上也快找不到的城镇，看到了又是所谓景色如画的贫穷和脏乱。我转来转去找市场——资料书中所说的当地人的市集，找到了，怪大的一个广场。他们在卖什么？在卖热水瓶、镜子、假皮的皮夹、搪瓷的锅、碗、盆、杯，完全尼龙的衣服，塑胶拖鞋、原子笔、口红、指甲油、耳环、手镯、项链——。 

    我到处问人家：“你们不卖poncgo？怎么不卖pon－cho？” 

    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举起他们手中彩色的尼龙衣服向我叫喊：“这个时髦？这个漂亮？怎么，不要吗？”水上花园 

    那是过去的一大片沼泽，而今部分已成了城镇，另外一小部分弯弯曲曲的水道，仍然保存着，成了水上的花园。本来也是要自己去划船的。星期天的旧货市场出来后计划去搭长途公车。我的朋友约根算准我必然会在星期日早晨的市集里与当地人厮混。他去了，也果然找到了我与米夏。于是，我们没有转来转去在公车上颠，坐了一辆大轿车，不太开心的去履行一场游客必做的节目。 

    一条条彩色缤纷的木船内放着一排排椅子，比碧潭的大船又要大了些。墨西哥人真是太阳的儿女，他们用色的浓艳，连水中的倒影都要凝固了。 

    参考书上说是二十五块美金租一条船，划完两小时的水道。船家看见是大轿车来的外国人，偏说是五十美金，我因不肯接受约根的任何招待，坚持报社付钱，就因如此，自己跑去与人争价格，已经降到四十块美金了，当然可以再减。讲价也是一种艺术，可惜我高尚的朋友十分窘迫，不愿再磨，浪费了报社的钱，上了一条花船。 

    三个人坐在船中木头似的沉默无聊，我忍不住跑去船尾跟船家说话，这一搭上交情，他手中撑的那只好长的篙跑到我手上来了。 

    用尽了气力撑长篙，花船在窄窄的水道里跟别的船乱撞，这时我的心情也好转了，一路认真撑下去。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水道，只因也有音乐船、卖鲜花、毡子和食物和小船一路挤着，它也活泼起来。虽是游客的节目，只因长篙在自己的手中，身分转变成了船家，那份生涯之感便是很不同了。 

    那一天，我的朋友约根没有法子吃他昂贵的餐馆，被迫用手抓着碎肉和生菜往玉米饼里卷着做“搭哥”吃。买了一大堆船边的小食。当然，船夫也是请了一同分食的。水上花园的节目，一直到我们回码头，我将粗绳索丢上岸，给船在铁环上扎好一个漂亮俐落的水手结，才叫结束。自己动手参与的事情，即便是处理一条小船吧，也是快乐得很的。奇怪的是同去的两位男士连试撑的兴趣都没有。你们求什么 

    又是一个星期天，也是墨西哥的最后一日了。我跟米夏说，今天是主日，我要去教堂。 

    来了墨西哥不去“爪达路沛大教堂”是很可惜的事情。据说一五三一年的时候，圣母在那个地方显现三次，而今它已是一个一共建有新旧七座天主教堂的地方了。“爪达路沛的圣母”是天主教友必然知道的一位。我因心中挂念着所爱的亲友，很喜欢去那儿静坐祷告一会儿，求神保佑我离远了的家人平安。 

    我们坐地下往城东北的方向去，出了车站，便跟着人群走了。汹汹涛涛的人群啊，全都走向圣母。新建大教堂是一座现代的巨大的建筑，里面因为太宽，神父用扩音机在做弥撒。 

    外面的广场又是大得如同可以踢足球。广场外，一群男人戴着长羽毛，光着上身，在跳他们古代祭大神的舞蹈。鼓声重沉沉的混着天主教扩音机的念经声，十分奇异的一种文化的交杂。 

    外籍游客没有了，本地籍的人，不只是城内的，坐着不同型状的大巴士也来此地祈求他们的天主。在广场及几个教堂内走了一圈，只因周遭太吵太乱，静不下心坐下来祷告。那场祭什么玉米神的舞蹈，鼓得人心神不宁，而人群，花花绿绿的人群，挤满了每一个角落。我走进神父用扩音机在讲话的新教堂里去。看见一对乡下夫妇，两人的身边放着一个土土的网篮，想必是远路来的，因为篮内卷着衣服。 

    这两个人木像一般的跑在几乎已经挤不进门的教堂外面，背着我，面向着里面的圣母，直直的安静的跪着，动也不动，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他们的姿势一如当初。 

    米夏偷偷上去拍这两人的背影，我看得突然眼泪盈眶。那做丈夫的手，一直搭在他太太的肩上。做太太的那个，另一只手绕着先生的腰。两个人，在圣母面前亦是永恒的夫妻。 

    一低头，擦掉了眼泪。 

    但愿圣母你还我失去的那一半，叫我们终生跪在你的面前，直到化成一双石像，也是幸福的吧！ 

    我独自走开去了，想去广场透透气，走不离人群，而眼睛一再的模糊起来。 

    那边石阶上，在许多行路的人里面，一个中年男人用膝盖爬行着慢慢移过来，他的两只手高拉着裤管，每爬几步，脸上抽筋似的扭动着，我再低头去看他，他的膝差哪里有一片完整的皮膏——那儿是两只血球，他自己爬破的一瘫生肉，牛肉碎饼似的两团。 

    虽然明知这是祈求圣母的一种方式，我还是吓了一大跳，哽住了，想跑开去，可是完全不能动弹，只是定定的看住那个男人。 

    在那男人身后十几步的地方，爬着看上去是他的家人，全家人的膝盖都已磨烂了。 

    一个白发的老娘在爬，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爬，十几岁的妹妹在爬，一个更小的妹妹已经忍痛不堪了，吊在哥哥的手臂里，可是她不站起来。 

    这一家人里面显然少了一个人，少了那个男子的妻子，老婆婆的女儿，一群孩子的母亲——。 

    她在哪里？是不是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是不是正在死去？而她的家人，在没有另一条路可以救她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来祈求上天的奇迹？ 

    看着这一个小队伍，看着这一群衣衫褴褛向圣母爬去的可怜人，看着他们的血迹沾过的石头广场，我的眼泪迸了出来，终于跑了几步，用袖子压住了眼睛。 

    受到了极大的惊骇，坐在一个石阶上，硬不在声。那些人扭曲的脸，血肉模糊的膝盖，受苦的心灵，祈求的方式，再再的使我愤怒。 

    愚蠢的人啊！你们在求什么？ 

    苍天？圣母马利亚，下来啊！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吧！他们在向你献活祭，向你要求一个奇迹，而这奇迹，对于肉做的心并不过分，可是你，你在哪里？圣母啊，你看见了什么？黄昏了，教堂的大钟一起大声的敲打起来，广场上，那一小撮人，还在慢慢的爬着。 

    我，仰望着彩霞满天的穹苍，而苍天不语。这是一九八一年的墨西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青鸟不到的地方

    由墨西哥飞到宏都拉斯的航程不过短短两小时，我们已在宏国首都“得古西加尔巴”（telgucigalpa）的机场降落了。下飞机便看见扛枪的军人，虽说不是生平第一次经验，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服的毛病。对我看制服象征一种隐藏的权力，是个人所无能为力的。 

    排队查验护照时，一个军人与我默默的对峙着，凝神的瞪着彼此，结果我先笑了，他这也笑了起来，踱上来谈了几句话，心表便放松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海关，稀稀落落的旅客等着检查。碰到一个美国人，是由此去边境，为萨尔瓦多涌进来的难民去工作的。 

    当这人问起我此行的目的时，我说只是来做一次旅行，写些所闻所见而已。在这样的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我们是被锁在一扇玻璃门内的，查完一个，守门的军人查过验关条，就开门放人。 

    当米夏与我被放出来时，蜂涌上来讨生意的人包围了我们。 

    有的要换美金，有的来抢箱子提，有的叫我们上计程车，更有人抱住脚要擦鞋。 

    生活的艰难和挣扎，初入宏国的国门便看了个清楚。我请米夏与行李在一起坐着，自己跑去换钱，同时找“旅客服务中心”，请他们替我打电话给一家已在书上参考到的旅馆。 

    宏都拉斯的首府只有四五家世界连锁性的大旅馆，那儿设备自然豪华而周全。可是本地人的客栈也是可以住的，当然，如果付的价格只是十元美金一个房间的话，也不能期待有私人浴室和热水了。 

    此地的钱币叫做“连比拉”（lempira）。这本是过去一个印地安人的大酋长，十六世纪时在一场赴西班牙人的和谈中被杀。而今他的名字天天被宏都拉斯人提起无数次——成了钱币。 

    两个连比拉是一块美金。 

    计程车向我要了十二个连比拉由机场进城，我去找小巴士，可是那种车掌吊在门外的巴士只能坐十二个人，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又回去跟计程司机讲价，讲到六个大酋长，我们便上车了。 

    公元一五○三年，当哥伦布在宏都拉斯北部海岸登陆时，发现那儿水深，因此给这片土地叫做“宏都拉斯”在西班牙语中，便是“深”的意思。 

    并不喜欢用落后或者先进这些字句来形容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毕竟各样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先天不平等的立国条件。 

    虽然那么说，一路坐车，六公里的行程，所见的宏都拉斯仍是寂寞而哀愁的。 

    便是这座在印地安语中称为“银立”的三十万人的首都，看上去也是贫穷。 

    这是中美洲第二大面积的国家，十一万两千八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分之四十五被群山所吞噬，人口一直到如今还只三百万左右。 

    宏都拉斯出产蔗糖、咖啡、香蕉、棉花和一点金矿、锡矿，据说牛肉也开始出口了。 

    我到的旅馆除了一张床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家具。走道上放着一只方桌子，我将它搬了进房，做为日后写字地方。米夏说他床上有跳蚤，我去看了一看，毡子的确不够清洁，可是没有看见什么虫，大半是他心理作用。当然，旅馆初看上去是有些骇人。 

    街上的餐馆昂贵得不合理，想到此地国民收入的比率，这样的价格又怎么生活下去？ 

    走在路上，沿途都是讨钱的人。 

    初来宏都拉斯的第一夜，喝了浴室中的自来水，大概吃下了大肠菌。这便昏天黑地的吐泻起来，等到能够再下床走路，已是两天之后了。 

    在旅舍内病得死去活来时，米复向“马雅商店”的中国同胞去讨了热水，如果不是那壶热水和人参茶救命，大概还得躺两天才站得起来。 

    三十万人的首都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十六世纪初叶它本是一个矿区小镇，到了现在，西班牙殖民式的教堂和建筑仍是存在的，有些街道也仍是石块砌成的。城内好几家中国饭馆和杂货店。看见自己的同胞无孔不入的在世界各地找生活，即使在宏都拉斯这样贫穷而幽暗的地方，也住了下来，心中总是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黯然。这儿纯血的印地安人——马雅的后裔，可说找不到，百分之九十是混血、棕色皮肤的人，只有少数北部海岸来的黑人，在城内和谐和生活着。 

    虽说整个的山城里杂乱而没有秩序的，可是一般的建筑在灰尘下细看仍是美丽，窄窄的石砌老街，添得红黄蓝绿有若儿童图书的房子，怎么看仍有它艺术的美。生活在城市中，却又总觉得它悲伤而气闷的，也许是一切房舍的颜色太浓而街道太脏，总使人喘不过气来似的不舒服，那和大都市中的灯火辉煌又是两回事了。宏都拉斯首都的夜，是浓得化不开的的一个梦境，梦里幽幽暗暗、走不出花花绿绿却又不鲜明的窄巷，伸手向人讨钱苦孩子的脸和脚步，哀哀不放。 

    这儿，一种漆成纯白色加红杠的大巴士，满街的跑着。街上不同颜色和形式的公车，川流不息的在载人，他们的交通出人意料的方便快捷。 

    特别喜欢那种最美的大巴士，只因它取了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名字——青鸟。 

    青鸟在这多少年来，已成了一种幸福的象征，那遥不可及而人人向往的梦啊，却在宏都拉斯的街道上穿梭。我坐在城内广场一条木椅上看地图，那个夜晚，有选举的车辆，插着代表他们党派的旗子大声播放着音乐来来回回的跑，有小摊贩巴巴的期待着顾客，有流落街头的人在我脚旁沉睡，有讨钱的老女人在街角叫唤，更有一群群看来没有生意的擦鞋童，一路追着人，想再赚几个铜板。当然，对面那座大教堂的石阶上，偶而有些衣着整齐的幸福家庭，正望了弥撒走出来——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失落园的大图画里，那一辆辆叫做“青鸟”的公车，慢慢的驶过，而幸福，总是在开着，在流过去，广场上的芸芸众生，包括我，是上不了这街车。“不，你要去的是青鸟不到的地方！”长途总车站的人缓缓的回答我。 

    计划在宏都拉斯境内跑一千四百公里，工具当然是他们的长途汽车，其实也知道青鸟是不会跑那儿的，因为要去的小城和村落除了当地的居民之外，已经没有人注意它们了。那是“各马亦阿爪”城中唯一的客栈。 

    四合院的房子里面一个天井，里面种着花、养着鸡、晒着老板一家人的衣服。小孩在走廊上追逐，女人在扫地煮饭，四个男人戴着他们两边向上卷的帽子围着打纸牌。而我，静静的坐在大杂院中看一本中文书。因为肠炎方愈，第一日只走了不到一百公里，便停住了。 

    平房天花板的木块已经烂了，小粉虫在房间里不断的落下来。床上没有毡子，白床单上一片的虫，挡也挡不住。“我的床不能睡。”米夏走出房间来说。 

    “可以，晚上睡在床单下面。”我头也没抬的回了一句。天气仍是怪凉的，这家小客栈坚持没有毡子，收费却是每个房间二十个连比拉，还是落虫如雨的地方，只因他们是这城内唯一的一家，也只有将就了。 

    问问旅舍里的人第二天计划要去的山谷，一个七八小时车程距离，叫做“马加拉”的印地安人村落，好似没有人知道。他们一直在收听足球赛的转播，舍不得讲话。小城本是宏都拉斯的旧都，只因当年目前的京城“得古西加巴”发现了银矿，人口才往那儿迁移了。一条长长的大街，几十家小店铺，一座少不了的西班牙大教堂，零零落落的几家饭店，就是城内唯一的风景了。当然，为了应应景，一小间房间，陈列着马雅文物，叫做“博物馆”。 

    小城一家杂货店的后院给我们找到了。极阴暗的一个食堂。没有选菜的，老妇给了煮烂的红豆，两块硬硬的肉，外加一杯当地土产的黑咖啡，便收六块连比拉，那合三块美金，同吃的还有一位警察，也付一样价格。 

    虽然报社给的经费足足有余，可是无论是客栈和食堂，以那样的水准来说，仍是太贵了。 

    照相胶卷在这儿贵得令人气馁，米夏只剩一卷墨西哥带过来的，而我们有三架照相机。 

    黄昏时我们在小城内慢慢逛着没事做时，看见大教堂里走出来一个拿着大串钥匙的老年人，我快步向他跑过去。“来吧！米夏，开心点，我们上塔顶去！”我大喊起来。老人引着我们爬钟楼，六个大铜钟是西班牙菲力普二世时代送过来的礼物，到如今它仍是小城的灵魂。那个老人一生的工作便是在守望钟楼里度过了。 

    我由塔边小窗跨出去，上了大教堂高高的屋顶，在上面来来回回的奔跑。 

    半生以来，大教堂不知进了多少座，在它屋顶上跑着却是第一次。不知这是不是冒犯了天主，可是我猜如果它看见我因此那样的快乐，是不会舍得生气的。毕竟小城内可做的事情也实在不多。 

    坐小型巴士旅行，初初开始时确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十七八岁的男孩算做车掌吊在门外，公路上若是有人招手，车尚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去，理所当然的帮忙乘客搬货物和行李，态度是那样的热心而自然，拚命找空隙来填人和货，车内的人挤成沙丁色，货里面当然另有活着的东西；瘦瘦的猪，两只花鸡。因为不舒服的缘故，那只猪沿途一直号叫。一对路边的夫妇带了一台炉子也在等车，当然炉子也挤进来了，夫妇两人那么幸福的靠在炉子边，那是天下唯一的珍贵了。 

    泥沙飞扬的路上，一个女人拿着小包袱在一座泥巴和木片糊成的小屋前下车，里面飞奔出来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做母亲的迫不及待的将手中几片薄饼干散了出去。那幅名画，看了叫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儿是青鸟不到的地方，人们从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便也没有梦了。 

    米夏与我一个村一个镇的走。太贫苦的地方，小泥房间里千篇一律只有一张吊床。窗是一个空洞框框，没有木板更没有玻璃窗挡风。女人和一堆孩子，还有壮年的男人呆呆的坐在门口看车过，神色茫然。他们的屋旁，大半是坡地，长着一棵桔子树，一些玉米秆，不然什么也不长的小泥屋也那么土气又本分的站着，不抱怨什么。 

    看见下雨了，一直担心那些泥巴做成的土房子要冲化掉，一路怔怔的想雨停。 

    宏都拉斯的确是景色如画，松林、河流，大山，深蓝的天空，成群的绿草牛羊，实在是一幅幅大气魄的风景。只是我的心，忘不了尚途那些贫苦居民的脸孔和眼神，无法在他们善良害羞而无助的微笑里释放出来。一路上，我亦是怔怔。 

    旅行了十天之后，方抵达宏都拉斯与瓜地马拉的边境。马雅人著名“哥庞废墟”便在丛林里了。 

    这一路如果由首都直着转车来，是不必那么多时间的，只因每一个村落都有停留，日子才在山区里不知不觉的流去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全身被跳蚤咬得尽是红斑，头发里也在狂痒。那么荒凉的村落，能找到地方过夜已是不易，不能再有什么抱怨了。 

    还是喜欢这样的旅行，那比坐在咖啡馆清谈又是充实多了。 

    到了镇名便叫“哥庞废墟”的地方，总算有了水和电，也有两家不坏的旅舍，冷冷清清。 

    我迫不及待的问旅舍的人供不供热水，得到的答复是令人失望的。 

    山区的气候依旧爆炸冷，决定不洗澡，等到去了中北部的工业城“圣彼得稣拉”再找家旅馆全身大扫除吧！这片马雅人的废墟是一八三九年被发现的，当时它们在密密的雨林中已被泥土和树木掩盖了近九个世纪。据考证，那是公元后八百年左右马雅人的一个城镇。直到一九三○年，在发现了它快一百年之后，才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组队来此挖掘、重建、整理。可惜最最完整的石雕，而今并不在宏都拉斯的原地，而是在大英博物馆和波士顿了。虽然这么说，那一大片丛林中所遗留下来的神庙，无数石刻的脸谱、人柱，仍是壮观的。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的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在马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千古不灭的灵魂，在我专注的呼唤里复活再生。神秘安静布满青苔的雨林里，一时鬼影幢幢。 

    我捡了一枝树枝，一面打草一面由废墟进入丛林，惊见满地青苔掩盖的散石，竟都是刻好的人脸，枕头般大的一块又一块。艳绿色的脸啊！ 

    一直走到“哥庞河”才停了脚步，河水千年不停的流着，看去亦是寂寞。 

    米夏没有进入树林，在石阶上坐着，说林里有蛇。竟不知还有其他或许更令他惊怕的东西根本就绕着他，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当我们由“哥庞”到了工业城“圣彼得稣拉”时，我的耐力几乎已快丧失尽了。 

    路面是平滑而大部分铺了柏油的，问题是小巴士车垫的弹簧一只只破垫而出，坐在它们上面，两个位子挤了三个人，我的身上又抱了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脚下一只花鸡扭来扭去，怕它软软的身体，拚命缩着腿。这一路，两百四十多公里结结实实的体力考验。 

    下车路人指了一家近处的旅馆，没有再选就进去了——又是没有热水的，收费十几美金。 

    米夏捉了一只跳蚤来，说是他房间的。 

    本想叫他快走开，他手一松，跳蚤一蹦，到我身上来了，再找不到它。 

    自从初来宏都拉斯那日得了一场肠炎之后，每日午后都有微烧，上唇也因发烧而溃烂化浓了，十多日来一直不肯收口结疤。 

    为了怕冷水冲凉又得一场高烧，便又忍住不洗澡，想等到次日去了北部加勒比海边的小城“得拉”再洗。仔细把脸洗干净，牙也刷了，又将头发梳梳好，辫子结得光光的，这样别人看不出我的秘密。虽然如此，怎么比都觉自己仍是街上最清洁的人。 

    那一晚，放纵了自己一趟，没有要当地人的食物，去了一家中国饭店，好好吃了一顿。 

    也是那一晚，做了一个梦，梦中，大巴士——那种叫做青鸟的干净巴士，载了我去了一个棕榈满布的热带海滩，清洁无比的我，在沙上用枯枝划一个人的名字。划着划着，那人从海里升出来了，我狂叫着向海内跑去，他握住了我的双手，真的感到还是湿湿的，不像在梦中。 

    由“圣彼得稣拉”又转了两趟车，是大型的巴士，也是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挤了坐，也是载了货。它不是梦中的“青鸟”。 

    “得拉”到了，下车看不到海。车站的人群和小贩也不同于山区小村的居民，他们高瘦而轻佻，不戴大帽子，不骑马，肤色不再是美丽的棕色，大半黑人。房子不再有瓦和泥，一幢幢英国殖民地似的大木头房子占满了城。过去宏都拉斯的北部是英国人，荷兰人，甚而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水果公司移来的黑人和文化。西班牙人去了内陆，另外的人只是沿海扩张。 

    一个同样的小国家，那么不同的文化、人种和风景。甚而宗教吧，此地基督教徒也多于天主教了。那片海滩极窄，海边一家家暗到有如电影院似的餐馆就只放红绿色的小灯，狂叫的美国流行歌曲污染了大自然的宁静，海浪凶恶而来，天下着微雨。 

    城里一片垃圾，脏不忍睹，可惜了那么多幢美丽的建筑。十几家大规模的弹子房比赛似的放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唉，我快神经衰弱了。 

    菜单那么贵，食物是粗糙的。旅馆的人当然说没有热水。这都不成问题了，只求整个的城镇不要那么拚命吵闹，便是一切满足了。 

    夜间的海滩上，我捡了一只垃圾堆里的椰子壳，将它放到海里去。海浪冲了几次，椰子壳总是去了又漂回来。酒吧里放着那首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中文改成“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老歌。海潮里，星空下，恰是往事如烟——。 

    我在海边走了长长的路，心里一直在想墨西哥那位小神，想到没有释放自己的其他办法，跑进旅馆冰冷的水龙头下，将自己冲了透湿透湿。 

    这个哀愁的国家啊！才进入你十多天，你的忧伤怎么重重的感染到了我？ 

    回到首都“得古西加巴”来的车程上，一直对自己说，如果去住观光大饭店，付它一次昂贵的价格，交换一两日浴缸和热水的享受，该不是羞耻的事情吧！ 

    可是这不过是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一开始便如此娇弱，那么以后的长程又如何对自己交代呢？毕竟这种平民旅行的生涯，仍是有收获而值得的。 

    经过路旁边的水果摊，葡萄要三块五毛连比拉一磅，气起来也不肯买。看中一幅好油画，画的就是山区的小泥房和居民，要价四千美金。我对着那个价钱一直笑一直笑，穷人的生活真是那么景色如画吗？ 

    米夏看我又回到原先那家没有热水的旅舍去住，他抗议了，理由是我太自苦。 

    我没理他，哗哗的打开了公用浴室的冷水，狠狠的冲洗起这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尘埃和疲倦来。 

    旅舍内关了三整日，写不出一个字。房间换了一间靠里面的，没有窗，再也找不到桌子，坐在地上，稿纸铺在床上写，撕了七八千字，一直怔怔的在回想那一座座鬼域似凄凉的村庄。家徒四壁的泥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神就是爱”，想起来令人只是文字形容不出的辛酸。可是不敢积功课，不能积功课。写作环境太差，亮度也不够。不肯搬去大旅馆住，也实在太固执。这儿三日观光饭店连三餐的消费，可能便是山区一贫如洗的居民一年的收入了。 

    虽说一路分给孩子们的小钱有限，报社经费也丰丰足足，可是一想那些哀愁的脸，仍是不忍在这儿做如此的浪费。窗外的孩子饿着肚子，我又何忍隔着他们坐在大玻璃内吃牛排？当然，这是妇人之仁，可是我是一个妇人啊！最后一日要离去宏都拉斯的那个黄昏，我坐在乞儿满街的广场上轻轻的吹口琴。那把小口琴，是在一个赶集的印地安人的山谷里买的，捷克制的，算做此行的纪念吧！便在那时候，一辆青鸟巴士缓缓的由上街开了过来。米夏喊着：“快看！一只从来没有搭上的青鸟，奔上去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我苦笑了一下，仍然吹着我的歌。 

    什么青鸟？这是个青鸟不到的地方！ 

    没有看见什么青鸟呢！ 

    后记 

    宏都拉斯是一个景色壮丽，人民有礼，安静而有希望的国家。他们也有水准极高的工业，城镇和住宅区。这篇文字，只是个人旅行的纪录，只因所去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地，所处的亦是我所爱好最基层的大众。因此这只代表了部分的宏都拉斯所闻所见，并不能一概而论，特此声明。



 中美洲的花园

    这一路来，常常想起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和他的跟随者桑却的故事。 

    吉珂德在书本中是一位充满幻想，富于正义感，好打抱不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骑士。他游走四方，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天天与幻想出来的敌人打斗——所谓梦幻骑士也。桑却没有马骑，坐在一匹驴子上，饿一顿饱一餐的紧紧跟从着他的主人。他照顾主人的一切生活起居，主人面对妖魔时，也不逃跑，甚至参加战斗，永远不背叛他衷心崇拜的唐·吉珂德。 

    当然，以上的所谓骑士精神与桑却的忠心护主，都是客气的说法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两个人，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痴人。 

    此次的旅行小组的成员也只有两个人——米夏与我，因此难免对上面的故事人物产生了联想。 

    起初将自己派来演吉珂德，将米夏分去扮桑却，就这样上路了。 

    一个半月的旅程过去了，赫然惊觉，故事人物身分移位，原来做桑却的竟是自己。 

    米夏语文不通，做桑却的必需助他处理，不能使主人挨饿受冻，三次酒吧中有什么纠缠，尚得想法赶人走开——小事不可惊动主人。 

    在这场戏剧中，米夏才是主人吉珂德——只是他不打斗，性情和顺。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身分，沿途便是笑个不休。当我深夜里在哥斯达黎加的机场向人要钱打公用电话时，米夏坐在行李旁边悠然看杂志。 

    生平第一次伸手向人乞讨，只因飞机抵达时夜已深了，兑换钱币的地方已经关门，身上只有旅行支票和大额的美金现钞。不得已开口讨零钱，意外的得到一枚铜板，心中非常快乐。 

    宏都拉斯已经过去了，住在哥国首都圣荷西有热水的旅舍里，反觉忧如梦中。 

    在宏国时奔波太烈，走断一双凉鞋，走出脚上的水泡和紫血，而心中压着那份属于宏都拉斯的叹息，却不因为换了国家而消失。 

    写稿吧！练练笔吧！如果懒散休息，那么旅行终了时，功课积成山高，便是后悔不及了。 

    一个月来，第一次跟米夏做了工作上的检讨，请他由现在开始，无论是找旅馆、机票、签证或买胶卷、换钱、搭车、看书、游览……都当慢慢接手分担，不可全由我来安排，他的日常西语，也当要加紧念书了。 

    说完这些话，强迫米夏独自进城办事，自己安静下来，对着稿纸，专心写起沿途的生活记录来。 

    这一闭关，除了吃饭出去外，摒除万念，什么地方都不去，工作告一段落时，已是在哥斯达黎加整整一周了。七日中，语文不通的米夏如何在生活，全不干我的事情。据说圣荷西的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的，米夏却没有什么友谊上的收获。只有一次，被个女疯子穷追不舍，逃回旅馆来求救，被我骂了一顿——不去追美女，反被疯子吓，吓了不知开脱，又给疯子知道了住的地方，不是太老实了吗！中美洲的花园 

    哥斯达黎加号称中美洲的瑞士，首都圣荷西的城中心虽然不能算太繁华，可是市场物资丰富，街道比起宏国来另一番水准，便是街上走的人吧，气质便又不同了。这个西邻尼加拉瓜，东接巴拿马，面积五万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和平小国，至今的人口方才两百万人左右。这儿的教师多于军队，是个有趣的比例。一九四八年时，哥斯达黎加宣布中立，除了一种所谓“国家民防队”的组织维持国内秩序之外，他们没有军防。 

    据说，当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进占这片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印地安人因为欧洲带过来的传染病，绝大多数都已死亡，因此混血不多，是一个白人成份极高的国家。东部加勒比海边的里蒙海港地区，因为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引进了大批牙买加的黑人来种植香蕉，因此留下了黑人劳工的后裔，占数却是不多。哥斯达黎加在一八○五年由古巴引进了咖啡，政府免费供地，鼓励咖啡的种植。四十年后，它的咖啡已经供应海外市场。又四十年以后，国内铁路贯穿了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两个海港，咖啡的外销，至今成了世上几个大量出口国之一。在建筑哥国的铁路时，来自中国的苦力，因为黄热病、极极坏的待遇和辛苦的工作，死掉了四千人。那是一八九○年。那条由圣荷西通到里蒙港的铁路，我至今没有想去一试。一节一节铁轨被压过的是我们中国人付出的血泪和生命。当年的中国劳工，好似永远是苦难的象征，想起他们，心里总是充满了流泪的冲动。 

    哥斯达黎加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儿，因为不会计划深入全国去旅行，因此便算它是一个休息站，没有跑远。去了两个距首都圣荷西不远的小城和一座火山。沿途一幢幢美丽清洁的独院小平房在碧绿的山坡上怡然安静的林立着，看上去如同卡通片里那些不很实在的乐园，美得如梦。这儿不是宏都拉斯，打造的大巴士车厢一样叫“青鸟”，而我，很容易就上了一辆。 

    中美洲躲着的幸福之鸟，原来在这儿。 

    中国的农夫 

    在哥国，好友的妹妹陈碧瑶和她的先生徐寞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离开台北时，女友细心，将妹夫公司的地址及家中的电话全都写给了我，临行再三叮咛，到了哥国一定要去找这一家亲戚。 

    只因我的性情很怕见生人，同时又担心加重别人的负担，又为了自己拚命写稿，到了圣荷西一周之后，徐寞夫妇家的电话仍是没有挂过去。 

    其实自己心里也相当矛盾，徐寞是中兴大学学农的，进过农技队。而今不但是此地一家美国农技公司的大豆推广专家，同时也与好友合作经营自己的农场。他当是一个与自己本性十分相近的人才是。 

    碧瑶是好友的亲妹妹，十几年前她尚是个小娃娃时便见过的，当然应该拜望。 

    眼看再过三日便要离此去巴拿马了，偏是情怯，不太肯会麻烦别人，只怕人家殷勤招待，那便令我不安了。电话终于打了，讷讷的自我介绍，那边徐寞就叫起我三毛来，说是姐姐早来信了，接着碧瑶也在喊，要我过去吃晚饭。巧是他们农场大麦丰收，当天请了许多朋友，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定要一同去吃饭。 

    晚上徐寞开车亲自来接，连米夏都强邀了一起去，这份情谊，叫人怎么拒绝？ 

    徐寞及碧瑶的家，如果在台北，是千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花园小平房，他们却说是哥国最普通的住宅。我仍有一些失望，只因徐家不住在农场里。其实孩子上学的家庭，住在偏远的农场上是不方便的，徐家两个可爱的孩子，五岁的小文是双声带，家中讲中文，学校讲西文。可是她的儿童画中的人脸，都是哥斯达黎加味道的。那个夜晚，遇见了在此定居的中国同胞，其中当然有徐寞农场的全伙好友们。 

    这些农夫谈吐迷人，修辞深刻切合，一个个有理想、有抱负，对自己的那块土地充满着热爱和希望。他们称自己的农场是“小农场”，我听听那面积，大约自己走不完那片地就要力竭。 

    如果不是为了社交礼貌，可能一个晚上的时间都会在追问农场经营的话题上打转。毕竟对人生的追求，在历尽了沧桑之后，还有一份拿不去的情感——那份对于土地的狂爱。我梦中的相思农场啊！ 

    谁喜欢做一个永远飘泊的旅人呢？如果手里有一天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青禾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忠实的心情，对我，便是余生最好的答案了。 

    徐寞和碧瑶怪我太晚通知，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农场和乡下。最后徐寞又问我，能不能多留几日，与米夏一同下乡去。我不敢改变行程，只怕这一下乡，终生的命运又要做一次更大的变动。而现实和理想必然是有距离的。更怕自己孤注一掷，硬是从头学起，认真辛苦的的去认识土地，将自己交付给它，从此做一个农妇——。 

    徐寞在送米夏和我回旅舍时，谈起他的孩子，他说：“希望将来她也学农！”听了这话，心里深受感动，他个人对土地、对农夫生活的挚爱，在这一句平凡的话里面表露的清清楚楚。我们这一代的移民是不同的了！ 

    哥国地广人稀，局势安定，气候温和，人民友善真诚。学农的中国青年，在台湾，可能因为土地有限而昂贵，难以发展。在这儿，如果不怕前十年经营的艰苦，实是可以一试的地方。带着刻苦耐劳不怕吃苦的中国人性格，哥斯达黎加会是一片乐土。 

    上面这番话，包括了作者十分主观的情感和性向。事实上移民的辛酸和价值，见仁见智，每一个人的机遇又当然是不同了。 

    光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和前程，能否成功，操在自己手中的那分决心，事实上只有一半的承诺和希望，毕竟大自然也有它的定律在左右着人的命运呢！ 

    另一种移民 

    圣荷西是一个不满三十万人口的首都，满街中国餐厅，几步便是一个。去了几家，营业都不算太兴旺，价格却是不公平的低廉。想来此地餐馆竞争仍烈，价高了便更不能赚钱。去了一家中国饭店认识了翁先生。都是宁波人，谈起来分外亲切。那晚没有照菜单上的菜吃，翁先生特别要了“清蒸鱼”给我尝。 

    这份同胞的情感，没有法子回报。也只有中国人对中国人，不会肯在食物上委屈对方，毕竟我们是一个美食文化的民族。 

    翁先生来了哥斯达黎加五年，娶了此地的女子为妻。白手成家，年纪却比米夏大不了两三岁。能干的青年，中文程度在谈吐中便见端倪，在见识上亦是广博，分析侨情十分中肯，爱家爱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在异乡又创出一番天地。想想他的年纪，这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又说，这一代的移民，我们台湾移民，在哥斯达黎加，是表现杰出的。 

    我想再来 

    与徐寞和碧瑶相见恨晚，他们可爱的大孩子小文，赚去了我的心，另一个因为太小，比较无法沟通。碧瑶说得一口西班牙文，初来哥国时住在没有水电的农场上，那种苦日子一样承受了下来。而今相夫教子，过得怡然本分，说起农场和将来，亦是深爱她自己选择的人生，这一点，便是敬她。 

    三日相聚，倒有两日是碧瑶煮菜包饺子给米夏与我吃。徐家的朋友们，个个友爱，更可贵的是彼此谈得来，性向相近，都是淡泊的人。 

    本是没有什么离情的异乡，因为每一个人的友谊，使我一再想回哥斯达黎加。 

    异乡人 

    在我的旅程中，哥国是来休息的一站，便真的放松了自己。有时就坐在公园内看人。 

    一个卖爆米花的潦倒中年人，掮了一个大袋子，就在公园里一个人一个人的去兜。默默的看他跑了三四圈，竟没有一笔小生意成交。 

    最后他坐到我身边的长椅子上来，头低垂着，也不去卖了。 

    “你怎么不卖给我呢？”我笑着问他。 

    他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马上打开了袋子，拿出纸口袋来，问我要几块钱一包的。 

    我不忙接米花，问他今日卖了多少。他突然眼睛湿湿的，说生意不好做。 

    原来是古巴出来的难民，太太孩子都留在那儿，只等他在异乡有了发展去接他们。 

    “卖了几个月的爆米花，自己都三餐不济，只想等到签证去美国，可是美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入境，有些早来的古巴人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年了，而我——” 

    我静静的听着他，看他擦泪又擦泪，那流不干的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无奈、辛酸和乡愁——。 

    “这包米花送给您，在这个异乡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讲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好过些了，请您收下吧！” 

    他交给我一个小包包，站起来慢慢的走开去了。我摸摸口袋里的钱，还有剩的一叠，忍不住去追他，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不说一句话就跑。后面那个人一直追喊，叫着：“太太！太太！请您回来——” 

    自己做的事情使我羞耻，因为数目不多，同情别人也要当当心心去做才不伤人。可是金钱还是最现实的东西。第一日抵达达哥国的，别人也舍给我过一枚铜板，那么便回报在同样的一个异乡人身上吧！ 

    我是见不得男人流泪的，他们的泪与女人不同。离去 

    只因圣荷西是一个在十八世纪末叶方才建造的城市，它确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但是在建筑和情调上便缺少了只有时间才能刻划出来的那份古意盎然。 

    这儿没有印地安人，亦是不能吸引我的理由之一。哥国太文明了。 

    走断了一双鞋，在此又买了一双新的，预备走更长的路。离去时，坐在徐寞的吉普车上，看着晴空如洗的蓝天和绿色的原野，一路想着农场的心事——我会为着另一个理由再回这儿来吗？ 

    上机之前要米夏给徐寞拍照。这些中国好青年在海外的成就和光荣，是不应该忘记的。



 美妮表妹

    又是陌生的一站了。 

    机场大旅馆的价格令人看了心惊肉跳，想来小旅馆也不可能便宜。 

    这儿是巴拿马，美国水准，美式风格，用的钞票也干脆是美金，它们自己只有铜板，纸钞是没有的，倒也干脆。旅途中经费充足，除了宏都拉斯超出预算之外，其它国家都能应付有余。可是住进巴拿马一家中级旅社时，却使人因为它的昂贵而忧心了。 

    抵达的那个夜晚，安置好行李，便与米夏拿了地图去老城中心乱走，只想换一家经济些的安身。 

    找到一家二十多块美金一间的，地区脏乱不堪，恶形恶状的男女出出进进，它偏叫做“理想旅舍”。门口的醉汉们也罢了，起码躺在地上不动。那些不醉的就不太好了，即使米夏在我身旁，还是不防被人抓了一把。我停住了步子，骂了那群人一句粗话，其实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认真的恶意，却将米夏吓得先跑了几步才回头。那样的地区是住不得的了。 

    二姨的女儿在此已有多年了，虽然想念，却又是担心惊动他们一家，住了一夜，迟迟疑疑，不知是不是走的那日再打电话见见面，这样他们便无法招待了。 

    虽说如此，才有四日停留，巴拿马不预备写什么，而亲情总是缠心，忍不住拨了电话。再说，这个妹夫我是喜欢的。只说了一声：“美妮！”那边电话里的表妹就发狂的喊了爬来——“平平姐姐——” 

    那声惨叫也许地是她平日的语气，可还是害我突然哽住了。表妹十年远嫁，她的娘家亲人还算我是第一个来巴拿马。过了一会儿，表妹夫也打电话来了，惊天动地的责我不叫人接机，又怪不预先通知，再问我身体好不好，又说马上下班，与表妹一同来接了家去。 

    这份亲情，因为他们如此亲密的认同，使我方才发觉，原来自己一路孤单。 

    虽然不喜欢劳师动众，可是眼见表妹全家因为我的抵达而当一回大事，也只有心存感激的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和招待。在旅馆楼下等着表妹与妹夫来接时，我仍是紧张。米夏说好是不叫去的，他坐在一边陪我。 

    妹夫外表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比以前成熟了。表妹相逢几乎不识，十年茫茫，那个留着长发、文静不语的女孩，成了一个短发微胖戴眼镜的妇人。表妹拉着我的手腕便往外走。当然米夏也被强拉上车了。“不要米夏去，我们自己人有话讲，他在不方便！”我抗议着。 

    表妹倒是实际：“有什么话要讲？吃饭要紧，先给你们好好吃一顿再做道理！” 

    十年前，表妹二十岁，妹夫也不过二十四、五岁，两个不通西班牙文的大孩子，远奔巴拿马，在此经商，做起钟表批发买卖，而今也是一番天地了。 

    表妹与我仍说上海话，偶尔夹着宁波土话，一点不变。变了的是她已经羼杂了拉丁美洲文化的性情：开放、坦率，西班牙文流利之外，还夹着泼辣辣的语调，是十年异乡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一个坚强的妇人，她不再文弱，甚而有些强悍。用餐的时候，我无意问讲起表妹祖母在上海过世的消息，本以为她早就知道的，没想台北阿姨瞒着她。这一说，她拍一下打了丈夫一掌，惊叫起来：“德昆！德昆！我祖母死啦！死掉啦！”说着说着便要哭出来了！ 

    眼看要大哭了，一转念，她自说自话，找了一番安抚的理由，偏又是好了起来。 

    初初见面，在餐厅里居然给了表妹这么一个消息，我自己内疚了好几日，谁晓得她不知道呢？ 

    “你前两年伤心死了吧？”表妹问我，给我夹了一堆菜。“我吗？”我苦笑着，心里一片空空茫茫。“要是表姐夫还活着，我们家起码有我跟他讲讲西班牙文——”表妹又说。 

    我突然非常欣赏这个全新的表妹，她说话待人全是直着来的，绝不转弯扶角，也不客套，也不特别安慰人，那份真诚，使她的个性突出、美丽，而且实在。 

    只有四日停留，不肯搬去表妹家，只为着每日去会合米夏又得增加妹夫的麻烦。虽然那么样，表妹夫仍然停了上班。 

    自由区的公司也不去了，带着米夏与我四处观光。换钱，弄下一站的机票，吃饭和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包办了。在巴拿马，我们没有机会坐公共汽车。名为表姐，在生活起居上却被表妹全家，甚而他们的朋友们，照顾得周周密密。 

    在这儿，同胞的情感又如哥斯达黎加一般的使人感动。农技团苏团长一家人过来表妹处探望我，一再恳请去他们家用餐。妹夫不好意思，我也坚持不肯麻烦苏妈妈。结果第二日，使馆的陈武官夫妇，中国银行的向家，苏家，彭先生，宋先生加上表妹自己，合起来做了满满一席的酒菜，理由是——请远道来的表姐。 

    苏家的女孩子们离开中国已经好多年了，家教极好，仍看中文书，是我的读者。武官太太陈妈妈也是喜欢看书的。看见别人如此喜爱三毛，心里十分茫然，为什么自己却不看重她呢！难道三毛不是部分的自己吗？ 

    巴拿马本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当年它的独立当然与美国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 

    运河与自由贸易区繁荣了这个国家，世界各地的银行都来此地吸取资金。市区像极了美国的大城，街上的汽车也是美国制造的占大多数，英文是小学生就开始必读的语言。虽然美国已将运河交还给巴拿马政府了，可是美军在此驻扎的仍有三万人。 

    妹夫与表妹各人开的都是美国大车，渡假便去迈阿密。免不了的美国文化，可是在家中，他们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生意上各国顾客都有，而平日呼朋引伴的度周末，仍旧只与中国朋友亲密。 

    在表妹可以看见海景的高楼里，妹夫对我干干脆脆的说：“什么外国！在家里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周末早晨交给孩子们，带去公园玩玩，下午打打小牌，听听音乐，外面的世界根本不要去看它，不是跟在中国一样？” 

    我听了笑起来，喜欢他那份率真和不做作，他根本明白讲出来他不认外国人，只赚他们的钱而已。这是他的自由，我没有什么话说。 

    这又是另一种中国移民的形态了！ 

    要是有一日，巴拿马的经济不再繁荣，大约也难不倒表妹夫。太太孩子一带，再去个国家打市场，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中国人是一个奇怪而强韧的民族，这一点是在在不同于其它人种的，随便他们何处去，中国的根，是不容易放弃的。表妹来巴拿马时根本是个不解事的孩子，当年住在“哥隆”市，接近公司设置的自由区。在那治安极坏的地区，一住五年，等到经济环境安定了才搬到巴拿马市区来。回忆起“哥隆”的日子，她笑说那是“苦笼”。两度街上被暴徒抢皮夹，她都又硬夺了回来。 

    被抢当时表现得勇敢，回家方才吓得大哭不休。这个中国女孩子，经过长长的十年之后，而今是成熟了。我看着表妹的三个伶俐可爱的孩子和她相依为命的丈夫，还有她的一群好中国朋友，心中非常感动，毕竟这十年的海外生活，是一份生活的教育，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表妹与表妹夫深深的迷惑了米夏，他一再的说，这两个人的“个性美”。虽然表妹夫的西班牙文不肯文诌诌，粗话偶尔也滑出来，可是听了只觉那是一种语调，他自己的真性情更在里面发挥得淋漓。奇怪的是，这些在家中只讲中文的人，西班牙却是出奇的流利。 

    在巴拿马的最后一日，曾大使夫妇与中央社的刘先生夫妇也来了表妹夫家中。 

    大使夫妇是十多年前在西班牙做学生时便认识的，只因自己最怕麻烦他人，不敢贸然拜望，结果却在表妹家碰到。聆听大使亲切的一番谈话，使我对巴拿马又多了一份了解。只因这一站是家族团聚，巴拿马的历史和地理也便略过了。 

    三天的时间飞快的渡过，表妹和他们朋友对待我的亲切殷勤，使我又一次欠下了同胞的深情。 

    临去的那一个下午，表妹仍然赶着包馄饨，一定要吃饱了才给上路。她的那份诚心，一再在实际的生活饮食里，交付给了我。 

    行李中，表妹硬塞了中国的点心，说是怕我深夜到了哥伦比亚没有东西吃。 

    妹夫再三叮咛米夏，请他好好做我的保镖。朋友们一趟又一趟的赶来表妹夫家中与我见面，可说没有一日不碰到的。 

    机场排队的人多，妹夫反应极快，办事俐落，他又一切都包办了。 

    表妹抱着小婴儿，拖着另外两个较大的孩子，加上向家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彭先生、应先生……一大群人在等着与我们惜别。 

    进了检查室，我挥完了手，这才一昂头将眼泪倒咽回去。下一站没有中国人了，载不动的同胞爱，留在我心深处，永远归还不了。 

    巴拿马因为这些中国人，使我临行流泪。这沉重的脚踪，竟都是爱的负荷。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这一路来，随行的地图、资料和书籍越来越重，杂物多，索绊也累了。 

    巴拿马那一站终于做了一次清理，部分衣物寄存表妹，纸张那些东西，既然已经印在脑子里，干脆就丢掉了。随身带着的四本参考书，澳洲及英国出版的写得周全，另外两本美国出版的观点偏见傲慢，而且书中指引的总是——“参加当地旅行团”便算了事。于是将它们也留在垃圾桶中了。说起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时，参考书中除了详尽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介绍之外，竟然直截了当的唤它“强盗国家”。立论如此客观而公平的书籍，胆敢如此严厉的称呼这个占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总使人有些惊异他们突然的粗暴。 

    书中在在的警告旅行者，这是一个每日都有抢劫、暴行和危险的地方，无论白昼夜间，城内城外，都不能掉以轻心，更不可以将这种情况当做只是书中编者的夸张。巴拿马台湾农技团的苏团长，在来此访问时，也遭到被抢的事情。 

    可怕的是，抢劫完苏团长的暴徒，是昂然扬长而去，并不是狂奔逃走的。 

    米夏在听了书中的警告和苏团长的经历之后，一再的问我是不是放弃这一站。而我觉得，虽然冒着被抢的危险，仍是要来的，只是地区太差的旅舍便不住了。离开台湾时，随身挂着的链条和刻着我名字的一只戒子，都交给了母亲。 

    自己手上一只简单的婚戒，脱脱戴戴，总也舍不得留下来。几番周折，还是戴着走了那么多路。 

    飞机抵达博各答的时候，脱下了八年零三个月没有离开手指的那一个小圈，将它藏在贴胸的口袋里。手指空了，那分不惯，在心理上便也惶惶然的哀伤起来。夜深了，不该在机场坐计程车，可是因为首都博各答地势太高，海拔两千六百四十公尺的高度，使我的心脏立即不适，针尖般的刺痛在领行李时便开始了。没敢再累，讲好价格上的车，指明一家中级旅馆，只因它们有保险箱可以寄存旅行支票和护照。 

    到了旅馆，司机硬是多要七元美金，他说我西班牙话不灵光，听错了价格。 

    没有跟他理论，因为身体不舒服。 

    这是哥伦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 

    住了两日旅舍，第三日布告栏上写着小小的通告，说是房价上涨，一涨便是二十七元美金，于是一人一日的住宿费便是要六十七元美金了。 

    客气的请问柜台，这是全国性的调整还是怎么了，他们回答我是私自涨的。 

    他们可以涨，我也可以离开。 

    搬旅馆的时候天寒地冻，下着微雨，不得已又坐了极短路的计程车，因为冬衣都留在巴拿马了。 

    司机没有将码表扳下，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他要的价格绝对不合理，我因初到高原，身体一直不适，争吵不动，米夏的西班牙文只够道早安和微笑，于是又被迫做了一次妥协。别的国家没有那么欺生的。 

    新搬的那家旅馆，上个月曾被暴徒抢劫，打死了一个房间内的太太，至今没有破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门禁森严了。 

    初来首都博各答的前几日，看见街上每个人紧紧抱着他们皮包的样子，真是惊骇。生活在这么巨大的，随时被抢的压力下，长久下去总是要精神衰弱的。 

    米夏一来此地，先是自己吓自己，睡觉房间锁了不说，尚用椅子抵着门，每次唤他，总是问了又问才开。便因如此，偏是不与他一起行动，他需要的是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不能老是只跟在我身边拿东西，听我解释每一种建筑的形式和年代。便是吃饭罢，也常常请他自己去吃了。个人是喜欢吃小摊子的，看中了一个小白饼和一条香肠，炭炉上现烤的。卖食物的中年人叫我先给他二十五披索，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饼，他说我拿了饼会逃走，一定要先付。给了三十披索，站着等饼和找钱，收好钱的人不再理我，开始他的叫喊：“饼啊！饼啊！谁来买饼啊！”我问他：“怎么还不给我呢？香肠要焦了！”我说：“给什么？你又没有付钱呀！” 

    这时旁边的另一群摊贩开始拚命的笑，望望我，又看着别的方向笑得发颤。这时方知又被人欺负了。起初尚与这个小贩争了几句，眼看没有法子赢他，便也不争了，只对他说：“您收了钱没有，自己是晓得的。上帝保佑您了！” 

    说完这话我走开，回头到那人笑了一笑，这时他眼睛看也不敢看我，假装东张西望的。 

    要是照着过去的性情，无论置身在谁的地盘里，也不管是不是夜间几点多钟自己单身一个，必然将那个小摊子打烂。那份自不量力，而今是不会了。 

    深秋高原的气候，长年如此。微凉中夹着一份风吹过的怅然和诗意。只因这个首都位置太高，心脏较弱的人便比较不舒服了。 

    拿开博各答一些小小的不诚实的例子不说，它仍是一路旅行过来最最堂皇而气派的都市。殖民时代的大建筑辉煌着几个世纪的光荣。 

    虽说这已是一生中第一百多个参观过的博物馆，也是此行中南美洲的第十二个博物馆了。可是只因它自己说是世上“唯一”的，忍不住又去了。 

    哥伦比亚的“黄金博物馆”中收藏了将近一万几千多伯纯金的艺术品。制造它们的工具在那个时代却是最最简陋的石块和木条。金饰的精美和细腻在灯光和深色绒布的衬托下，发出的光芒近乎神秘。 

    特别注意的一群群金子打造的小人。有若鼻烟壶那么样的尺寸。他们的模样，在我的眼中看来，每个都像外太空来的假想的“人”。 

    这些金人，肩上绕着电线，身后背着好似翅膀的东西，两耳边胖胖的，有若用着耳机，有些头顶上干脆顶了一支天线般的针尖，完全科学造形。 

    看见这些造形，一直在细想，是不是当年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确看过这样长相和装备的人，才仿着做出他们的形象来呢？这样的联想使我立即又想到朋友沈君山教授，如果他在身边，一定又是一场有趣的话题了。 

    博物馆最高的一层楼等于是一个大保险箱，警卫在里面，警卫在外面，参观的人群被关进手肘还厚的大铁门内去。在那个大铁柜的房间里，极轻极微号角般的音乐，低沉、缓慢又悠长的传过来。 

    全室没有顶光，只有专照着一座堆积如黄金小山的聚光灯，静静的向你交代一份无言的真理——黄金是唯一的光荣，美丽和幸福。 

    步出那层严密保护着金器的房间，再见天日时，刚刚的一幕宝藏之梦与窗外的人群再也连不上关系。下楼时一位美国太太不断叹息着问我：“难道你不想拥有它们吗！哪怕是一部分也好了！天啊，唉！天啊！”其实它们是谁的又有什么不同？生命消逝，黄金永存。这些身外之物，能够有幸欣赏，就是福气。真的拥有了它那才叫麻烦呢！ 

    在中南美洲旅行，好似永远也逃不掉大教堂，美国烤鸡，意大利馅饼和中国饭店这几样东西。 

    对于大小教堂，虽说可以不看，完全意志自由，可是真的不进去，心中又有些觉得自己太过麻木与懒散，总是免不了去绕一圈，印证一下自己念过的建筑史，算做复习大学功课。 

    至于另外三种食的文化，在博各答这一站时，已经完全拒绝了。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烤鸡、汉堡和麦克唐纳那个国家的食物和文化，是很难接受的。至于中国饭店，他们做的不能算中国菜。 

    在这儿，常常在看完了华丽的大教堂之后，站在它的墙外小摊边吃炸香蕉，芭蕉叶包着有如中国粽子的米饭和一只只烤玉米。 

    这些食物只能使人发胖而没有营养。 

    博各答虽是一个在高原上的城市，它的附近仍有山峰围绕。有的山顶竖了个大十字架，有的立了一个耶稣的圣像，更有一座小山顶上，立着一座修道院，山下看去，是纯白色的。只想了那个白色修道院的山顶去。它叫“蒙色拉”，无论在哪一本参考书，甚而哥伦比亚自己印的旅游手册上，都一再的告诫旅客——如果想上“蒙色拉”去，千万乘坐吊缆车或小铁路的火车，不要爬上去，那附近是必抢的地区。城里问路时，别人也说：“坐计程车到吊缆车的入口才下车吧！不要走路经过那一区呀！” 

    我还是走去了，因为身上没有给人抢东西。到了山顶，已是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了，不能好好的呼吸，更找不到修道院。山下看见的那座白色的建筑，是一个教堂。那座教堂正在修建，神坛上吊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神坛后面两边有楼梯走上去，在暗暗的烛光里，一个玻璃柜中放着有若人身一般大的耶稣雕像——一个背着十字架，流着血汗，跪倒在地上的耶稣，表情非常逼真。在跌倒耶稣的面前，点着一地长长短短的红蜡烛，他的柜子边，放着许许多多蜡做的小人儿。有些刻着人的名字，扎着红丝带和一撮人发。 

    总觉得南美洲将天主教和他们早期的巫术混在一起了，看见那些代表各人身体的小蜡像，心中非常害怕。再一抬头，就在自己上来的石阶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木制的拐杖，满满的，满满的拐杖，全是来此祈求，得了神迹疗治，从此放掉拐杖而能行走的病人拿来挂着做见证的。幽暗的烛光下，那些挂着的拐杖非常可怖，墙上贴满了牌子，有名有姓有年代的人，感恩神迹，在此留牌纪念。对于神迹，甚而巫术，在我的观念里，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信心是最大的力量。 

    就在那么狭小的圣像前，跑着一地的人，其中一位中年人也是撑着拐杖来的，他燃了一支红烛，虔诚的仰望着跌倒在地的耶稣像，眼角渗出泪来。 

    那是个感应极强的地方，敏感的我，觉得明显的灵息就在空气里充满着。 

    我被四周的气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自己一无所求，而心中却好似有着莫大的委屈似的想在耶稣面前恸哭。出了教堂，整个博各答城市便在脚下，景色辽阔而安静，我的喉咙却因想到朋友张拓芜和杏林子而哽住了——他们行走都不方便。 

    又回教学里面去坐着，专心的仰望着圣像，没有向它说一句话，它当知道我心中切切祈求的几个名字。也代求了欧阳子，不知圣灵在此，除了治疗不能行走的人之外，是不是也治眼睛。 

    走出圣堂的时候，我自己的右腿不知为何突然抽起筋来，疼痛不能行走。拖了几步，实在剧痛，便坐了下来。在使人行走的神迹教堂里，我却没有理由的跛了。那时我向神一直在心里抗议，问它又问它：“你怎么反而扭了我的腿呢？如果这能使我的朋友们得到治疗，那么就换好了！”它不回答我，而腿好了。 

    代求了五个直字架给朋友，不知带回台湾时，诚心求来的象征，朋友们肯不肯挂呢！ 

    虽说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抢，可是走在博各答的街上，那份随时被抢的压迫感却是不能否认的存在着。每天看见街上的警察就在路人里挑，将挑出来的人面对着墙，叫他们双手举着，搜查人的身体，有些就被关上警车了。 

    在这儿，我又觉得警察抓人时太粗暴了。 

    米夏在博各答一直没有用相机，偶尔一次带了相机出去，我便有些担心了。 

    那一日我坐在城市广场里晒太阳，同时在缝一件脱了线的衣服。米夏单独去旧区走走，说好四小时后回公园来会合。一直等到夜间我已回旅馆去了，米夏仍未回来。我想定是被抢了相机。 

    那个下午，米夏两度被警察抓去搜身，关上警车，送去局内。 

    第一回莫名其妙的放了，才走了几条街，不同的警察又在搜人，米夏只带了护照影印本，不承认是证件，便又请入局一趟。 

    再放回来时已是夜间了。这种经历对米夏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回来时英雄似的得意。 

    这个城市不按牌理出牌，以后看见警察我亦躲得老远。离开博各答的前两日，坐公车去附近的小城参观了另一个盐矿中挖出来的洞穴教堂，只因心脏一直不太舒服，洞中空气不洁，坐了一会便出来了，没有什么心得。哥伦比亚的出境机场税，是三十块美金一个人，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它相比。 

    纪录博各答生活点滴的现在，我已在厄瓜多尔一个安地斯山区中的小城住了下来。 

    飞机场领出哥伦比亚来的行李时，每一只包包都已打开，衣物翻乱，锁着的皮箱被刀割开大口，零碎东西失踪，都是博各答机场的工作人员留给我的临别纪念。那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附记：一封给邓念慈神父的信

    敬爱的邓神父： 

    收到您的来信的现在，我正在巴西旅行。这封信经过联合报转到台北我父母的家中，因为是限时信，很抱歉的由我父亲先代为拆阅了，然后转到巴西给我。 

    拜读了您的英文信之后，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与不安，在我的文字中，无意间伤害到了您的情感和国家，虽然并不是故意的，可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个人在处置上的粗心和大意。身为一位哥伦比亚的公民，在看到了我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报导上有所偏差时，必然是会觉得痛心的。您写信向我抗议是应当的行为。这一点，如果我与您换了身份与国籍，也一定会向作者写出同样的信来。在这儿，我要特别向您以及您的国家道歉。 

    因为我这次旅行，在哥伦比亚恰巧碰到了一些不诚实的事情，首都博各答的治安也因事先阅读书籍的报道而影响了我的心理，因此便写了出来。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每一个城市，每日都有大小不同的暴行在发生，这不只是哥伦比亚，是全球人类的悲哀和事实，不巧我的文字中记录下来的只有一国，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尤其使我歉疚的是——我深深的伤害到了一位为着我们中国人而付出了爱与关心的神父，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 

    在我旅行结束回到台湾去时，请您千万给我一个补过的机会，请您答应见我，接受我个人的道歉，希望这件事情能有一个挽回的机会，不但是向您私人道歉。我也有义务将这封信发表，算做对哥伦丝亚这个国家的歉意。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对于这个美丽的世界和生命，除了感恩之外，必然将天主的爱也分布到人间。您，早已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却在这份功课上慢慢学习。爱，是没有国籍也没有肤色之分的，这份能力来自上天，失了它，我们活着又有什么其它的意义呢！ 

    看完您的来信已经一天了，可是我心中的愧疚不能使我安睡，请您了解我的真诚，但愿因为这一篇文字，而使我们因此做了朋友。回到台北时，我要来“耕莘文教院”拜望您，如果您肯接见我，当是我最大的欢喜，因为可以当面向您解释和交谈，也但愿您对我的粗心大意能够有所教导，都是我当向您学习的地方。 

    许多的话，说出来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负担，可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请您原谅，宽容，实在是十分对不起。急着回来见您！ 

    敬祝 

    安康 

    晚三毛敬上



 药师的孙女—前世

    那时候，心湖的故事在这安地斯山脉的高原上，已经很少被传说了。 

    每天清晨，当我赤足穿过云雾走向那片如镜般平静的大湖去汲水的时候，还是会想起那段骇人的往事。许多许多年前，这片土地并不属于印加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是自称加那基族的我们，因为拒绝向印加政府付税，他们强大的军队开来征服这儿，引起了一场战争。那一场战役，死了三万个族人，包括我的曾祖父在内，全都被杀了。 

    死去的人，在印加祭师的吩咐下，给挖出了心脏，三万颗心，就那么丢弃在故乡的大湖里。 

    原先被称为银湖的那片美丽之水，从此改了名字，我们叫它“哈娃哥恰”，就是心湖的意思。 

    那次的战役之后，加那基族便归属于印加帝国了，因为我们的山区偏向于城市基托，于是被划分到阿达华伯国王的领地里去。 

    那时候，印加帝国的沙巴老王已经过世了，这庞大的帝国被他的两个儿子所瓜分。 

    在秘鲁古斯各城的，是另一个王，叫做华斯加。岁月一样的在这片湖水边流过去。 

    战争的寡妇们慢慢的也死了，新的一代被迫将收获的三分之二缴给帝国的军队和祭司，日子也因此更艰难起来。再新的一代，例如我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了故乡，被送去替印加帝王筑石头的大路，那条由古斯各通到基托的长路，筑死了许多人。而我的父母也从此没有了消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懂事而伶俐的孩子，知道汲水、喂羊，也懂得将晒干的骆马类收积起来做燃料。她将我留给外祖父，严厉的告诫我要做一个能干的妇人，照顾外祖父老年后的生活，然后她解下了长长一串彩色的珠子，围在我的脖子上，就转身随着父亲去了。当时我哭着追了几步，因为母亲背走了亲爱的小弟弟。 

    那一年，我六岁。一个六岁的加那基的小女孩。村子里的家庭，大半的人都走了，留下的老人和小孩，虽然很多，这片原先就是寂静的山区，仍然变得零落了。外祖父是一个聪明而慈爱的人，长得不算高大，他带着我住在山坡上，对着大雪山和湖水，我们不住在村落里。虽然只是两个人的家庭，日子还是忙碌的。我们种植玉米、豆子、马铃薯，放牧骆马和绵羊。 

    收获来的田产，自己只得三分之一，其它便要缴给公共仓库去了。 

    琼麻在我们的地上是野生的，高原的气候寒冷，麻织的东西不够御寒，总是动物的毛纺出来的料子比较暖和。母亲离开之后，搓麻和纺纱的工作就轮到我来做了。虽然我们辛勤工作，日子还是艰难，穿的衣服也只有那几件，长长的袍子一直拖到脚踝。 

    只因我觉得已是大人了，后来不像村中另外一些小女孩般的披头散发。 

    每天早晨，我汲完了水，在大石块上洗好了衣服，一定在湖边将自己的长发用骨头梳子理好，编成一条光洁的辫子才回来。 

    我们洗净的衣服，总是平铺在清洁的草地上，黄昏时收回去，必有太阳和青草的气味附在上面，那使我非常快乐，忍不住将整个的脸埋在衣服里。 

    在我们平静的日子里，偶尔有村里的人上来，要求外祖父快去，他去的时候，总是背着他大大的药袋。那时候，必是有人病了。 

    小时候不知外祖父是什么人，直到我一再的被人唤成药师的孙女，才知治疗病人的人叫做药师。 

    那和印加的大祭司又是不同，因为外祖父不会宗教似的作法医病，可是我们也是信神的。 

    外祖父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不特别教导我有关草药的事情，有时候他去很远的地方找药，几日也不回来，家，便是我一个人照管了。 

    等我稍大一些时，自己也去高山中游荡了，我也懂得采些普通的香叶子回来，外祖父从来没有阻止过我。小时候我没有玩伴，可是在祖父的身边也是快活的。那些草药，在我们的观念里是不能种植在家里田地上的。我问过外祖父，这些药为什么除了在野地生长之外，不能种植它们呢？ 

    外祖父说这是一份上天秘密的礼物，采到了这种药，是病家的机缘，采不到，便只有顺其自然了。十二岁的我，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了，如果外祖父不在家，而村里的小羊泻了肚子，我便抱了草药去给喂。至于病的如果是人，就只有轮到外祖父去了。 

    也许我是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长大的女孩，村中年长的妇女总特别疼爱我，她们一样喊我药师的孙女，常常给我一些花头绳和零碎的珠子。 

    而我，在采药回来的时候，也会送给女人们香的尤加利叶子和野蜂蜜。 

    我们的族人是一种和平而安静的民族，世世代代散居在这片湖水的周围。 

    在这儿，青草丰盛，天空长蓝，空气永远稀薄而寒冷，平原的传染病上不了高地，虽然农作物在这儿长得辛苦而贫乏，可是骆马和绵羊在这儿是欢喜的。 

    印加帝国的政府，在收税和祭典的时候，会有他们的信差，拿着不同颜色和打着各样绳结的棍子，来传递我们当做的事和当缴的税，我们也总是顺服。 

    每当印加人来的时候，心湖的故事才会被老的一辈族人再说一遍。那时，去湖边汲水的村中女孩，总是要怕上好一阵。 

    外祖父和我，很少在夜间点灯，我们喜欢坐在小屋门口的石阶上，看湖水和雪山在寂静平和的黄昏里隐去，我们不说什么多余的话。 

    印加帝国敬畏太阳，族人也崇拜它，寒冷的高原上，太阳是一切大自然的象征和希望。 

    当然，雨季也是必需的，一年中，我们的雨水长过母羊怀孕的时间。 

    小羊及小骆马出生的时候，草原正好再绿，而湖水，也更阔了。 

    我一日一日的长大，像村中每一个妇女似的磨着玉米，烘出香甜的饼来供养外祖父。在故乡，我是快乐而安静的，也更喜欢接近那些草药了。 

    有一日，我从田上回来，发觉屋里的外祖父在嚼古柯叶子，这使我吃了一惊。 

    村子里的一些男人和女人常常嚼这种东西，有些人一生都在吃，使得他们嘴巴里面都凹了一块下去。这种叶子，吃了能够使人活泼而兴奋，是不好的草药。 

    外祖父见到了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情，他淡淡的说：“外祖父老了！只有这种叶子，帮助我的血液流畅——”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觉，外祖父是越来越弱了。没有等到再一个雨季的来临，外祖父在睡眠中静静的死了。 

    在他过世之前，常常去一座远远的小屋，与族人中一个年轻的猎人长坐。那个猎人的父母也是去给印加人筑路，就没有消息了。 

    回来的时候，外祖父总是已经非常累了，没有法子与我一同坐看黄昏和夜的来临，他摸一下我的头发，低低的喊一声：“哈娃！”就去睡了。 

    在我的时代里，没有人喊我的名字，他们一向叫我药师的孙女。 

    而外祖父，是直到快死了，才轻轻的喊起我来。他叫我哈娃，也就是“心”的意思。 

    母亲也叫这个名字，她是外祖父唯一的女儿。外祖父才叫了我几次，便放下我，将我变成了孤儿。外祖父死了，我一个人住在小屋里。 

    我们的族人相信永远的生命，也深信转世和轮回，对于自然的死亡，我们安静的接受它。 

    虽然一个人过的日子，黄昏更寒冷了，而我依然坐在门前不变的看着我的故乡，那使我感到快乐。 

    那一年，那个叫做哈娃的女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外祖父死了没有多久，那个打猎的青年上到我的山坡来，他对我说：“哈娃，你外祖父要你住到我家去。”我站在玉米田里直直的望着这个英俊的青年，他也象外祖父似的，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发，那时候，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湖水也似的温柔起来。 

    我没有说一句话，进屋收拾了一包清洁的衣物，掮起了外祖父的药袋，拿了一串挂在墙上的绳索交给这个猎人。于是我关上了小屋的门，两人拖着一群骆马和绵羊还有外祖父的一只老狗，向他的家走去。 

    我的丈夫，其实小时候就见过了，我的狗几年前在山里打过架。 

    当时他在打猎，我一个人在找草药，回家时因为狗被咬伤了，还向外祖父告过状。 

    外祖父听到是那个年轻人，只是慈爱而深意的看了我一眼，微笑着，不说什么。 

    没晓得在那时候，他已经悄悄安排了我的婚姻。有了新的家之后，我成了更勤劳的女人，丈夫回来的时候，必有烤熟的玉米饼和煮熟的野味等着他。那幢朴素的小屋里，清清洁洁，不时还拿尤加利的树叶将房间熏得清香。我们的族人大半是沉默而害羞的，并不说什么爱情。黄昏来临时，我们一样坐在屋前，沉静的看月亮上升。而我知道，丈夫是极疼爱我的。 

    那时候，村里的药师已经由我来替代了。 

    如同外祖父一个作风，治疗病家是不能收任何报酬的，因为这份天赋来自上天，我们只是替神在在做事而已。虽是已婚的妇人了，丈夫仍然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带了狗单独上山去摘草药。 

    只因我的心有了惦记，总是采不够药就想回家，万一看见家中已有丈夫的身影在张望，那么就是管不住脚步的向他飞奔而去。 

    那时印加帝国已经到了末期，两边的国王起了内战，村里的人一直担心战争会蔓延到这山区来。 

    虽然我们已成了印加人收服的一个村落，对于他们的祭司和军队，除了畏惧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认同，只希望付了税捐之后，不要再失去我们的男人。 

    战争在北面的沙拉萨各打了起来，那儿的人大半战死了。北部基托的阿达华的国王赢了这场战役，华斯达王被杀死了。也在内战结束不多久，丈夫抱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回来，他说这叫做猪，是低原的人从白人手中买下来的。我们用马铃薯来喂这只猪。当时并不知猪有什么用处。三只骆马换回了这样的一只动物是划不来的。 

    村里偶尔也传进来了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种子。我渴切的等待着青禾的生长，不知种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农作物。 

    有关白人的事情便如一阵风也似的飘过去了，他们没有来，只是动物和麦子来了。 

    平静的日子一样的过着，我由一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妇人。我的外祖父、父亲、母亲都消失了，而我，正在等待着另一个生命的出世。 

    做为一个药师的孙女，当然知道生产的危险，村中许多妇人便是因此而死去的。 

    黄昏的时候，丈夫常常握住我的手，对我说：“哈娃！不要怕，小孩子来的时候，我一定在你身边的。”我们辛勤的收集着羊毛，日日纺织着新料子，只希望婴儿来的时候，有更多柔软而暖和的东西包裹他。那时候，我的产期近了，丈夫不再出门，一步不离的守住我。 

    他不再打猎，我们每餐只有玉米饼吃了。 

    那只猪，因为费了昂贵的代价换来的，舍不得杀它，再说我们对它也有了感情。 

    一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发觉门前的大镬里煮着几条新鲜的鱼。这使我大吃一惊，叫喊起丈夫来。心湖里满是跳跃的银鱼，可是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去捉它们，毕竟那儿沉着我们祖先的身体啊！丈夫从田上匆匆的跑回来，我痛责他捕鱼的事情，他说：“哈娃！你自己是药师的孙女，怀着孩子的妇人只吃玉米饼是不够的，从今以后吃鱼吧！” 

    丈夫每夜偷偷去湖里捉鱼的事情，慢慢的被族人发现了。他们说我们会遭到报应，可是我们不理会那些闲话。只因跟着丈夫相依为命，生产的事情，约好了绝对不去请求村中的老妇人来帮忙。她们能做的不多，万一老妇人们来了，丈夫是必定被赶出去的，没有丈夫在身边，那是不好过的。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我开始疼痛。 

    悄悄起床煎好了草药才喊醒沉睡的丈夫。 

    起初两个人都有些惊慌，后来我叫丈夫扶着，包着毯子到门外的石阶上去坐了一会儿，这便心静了下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月光下的雪山、湖水和故乡茫茫的草原。 

    挣扎了三个日出与日落，那个叫做哈娃的女人与她未出世的孩子一同死了。 

    在一汪油灯的旁边，跪着爱她如命的丈夫。他抱着哈娃的身体，直到已成冰冷，还不肯放下来。 

    那是后人的日历十六世纪初叶，一个被现今世界统称为南美印地安人的女子平凡的一生。 

    哈娃离世时十九岁。



 银湖之滨—今生

    挂完了电话，心中反倒松了口气。 

    朋友马各不在家，留下了口讯给他的父亲，总算是连络过了，见不见面倒在其次。 

    旅途的疲倦一日加深一日，虽然没有做什么劳苦的工作，光是每日走路的时间加起来便很可观，那双脚也老是水泡。无论在什么时候，看见旅馆的床，碰到枕头，就能睡着。万一真休息了，醒来又会自责，觉得自己太过疏懒，有时间怎么不在街上呢？ 

    打完电话时正是炎热的午后，朦胧中阖了一下眼睛，柜台上的人来叫，说是楼下有客在等着。 

    我匆匆忙忙的跑下去，看见找不着的马各就站在大厅里。 

    多年不见，两人犹豫了一会儿，才向彼此跑过去。“马各，我回来了！”我喊了起来。 

    “回来了？什么时候来过厄瓜多尔了？”他将我拉近，亲了一下面颊。 

    “忘了以前跟你讲的故事了？” 

    “还是坚持前生是印地安女人吗？”他友爱的又将我环抱起来，哈哈的笑着。 

    “而且不是秘鲁那边的，是你国家里的人，看我像不像？”他也笑吟吟的看着他。 

    马各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静静的看了我几秒钟，也不说话，将我拉到沙发上去坐下来。 

    “还好吗？”他拍拍我的脸，有些无可奈何的看着我。“活着！”我叹了口气，将眼光转开去，不敢看他。马各是多年的朋友了，结婚时给寄过贺卡，我失了自己的家庭时，又给写过长信，后来他由法国去了黎巴嫩，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彼此便不联络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都不说话。 

    “说说在厄瓜多尔的计划吧！” 

    “上安地斯高原去，跟印地安人住半个月到二十天，沿途六个大小城镇要停留，然后从首都基托坐车下山，经过低地的另外两个城，再回到这儿来搭机去秘鲁，总共跑一千几百公里吧！” 

    当时我正住在厄瓜多尔最大的海港城娃雅基的旅馆里。“先来我们家过了节再走，明天圣诞夜了！”“我这种人，那有什么节不节，谢谢你，不去了！”“几号上高原去？” 

    “二十五号走，第一站七小时车程呢！” 

    “先去哪里？” 

    “里奥庞巴！”我又说了那个城附近的几个小村落的名字。“你的地理不比我差，前世总是来过的罗！”马各笑着说。“要去找一片湖水——”我说。 

    “湖应该在沃达华罗啊，弄错了没有，你？”我知道没有错，那片湖水，不看详细地图找不着，可是它必是在的。 

    “echo，可不可以等到二十七号，我开车回首都基托去上班，你和那位同事跟我沿途玩上去？那样不必坐长途公车了！” 

    最令人为难的就是朋友太过好意，接受别人的招待亦是于心难安的，以我这么紧张的个性来说，其实是单独行动比较轻松自在的。 

    坚持谢绝了马各，他怎么说，也是不肯改变心意。 

    约好二十日后两人都在基托时再联络，便分手了。对于不认识的马各，米夏的兴趣比我还大，因为马各是社会学家，跟他谈话会有收获的。 

    听说有便车可搭，米夏巴不得跟了同去。这两个人语言不通，如果长途旅行尚得做他们翻译，便自讨苦吃了。再说，我要去的印地安人村落仍是极封闭的地方。如果三个游客似的人拿了照照机进去，效果便很可能是相反的坏了。 

    厄瓜多尔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简单的可分三个部分。 

    东部亚马逊丛林，至今仍是莽荒原始，一种被叫做“希哇洛斯·布拉浮”的野林人据说仍然吹箭猎头，他们不出来，别人也不进去。 

    厄瓜多尔的政府对于丛林内的部落至今完全没有法子控制，便两不相涉了。 

    中部的厄瓜多尔，一路上去便是安地斯山脉所造成的高原，两条山链一路伸沿到哥伦比亚，中间大约六十五公里阔的大平原里，纯血的印地安人村落仍是多不胜数。他们的人口，占了六百万人中的百分之四十。 

    高原上除了几个小城之外，六十多万人口的首都基托，就建在海拔两千八百十公尺的北部山区里，是世界第二高的首都。 

    南方的海岸部分，一般书中叫它做低原，那儿气候常年炎热，家产丰富，一座叫做“葛位托”的中型城市，更有另一个别名——中国城。 

    许多广东来的老华侨，在那儿已经安居三代了。那儿的“香蕉王”，便是一位中国老先生。 

    厄瓜多尔另有几个小岛，叫做“加拉巴哥斯”，泡在远远的太平洋里面。 

    渴切想去的地方，在我，当然是安地斯山脉。其实山区里的高原人民，自有他们的语言和族称，只是当年哥伦布航海去找中国，到了古巴，以为安抵印度，便将当时美洲已住着的居民错称为“印度人”，便是而今美洲印地安人名称的由来了。 

    车子是中午在炎热的海港开出的，进入山区的时候，天气变了，雨水倾倒而下，车厢内空气浑浊不堪，我靠着窗户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 

    当我被刺骨的微风冻醒时，伏盖着的安地斯苍苍茫茫的大草原，在雨后明净如洗的黄昏里将我整个拥抱起来。眼前的景色，该是梦中来过千百次了，那份眼熟，令人有若回归，乡愁般的心境啊，怎么竟是这儿！车子转了一个弯，大雪山“侵咆拉索”巨兽也似的扑面而来。 

    只因没有防备这座在高原上仍然拔地而起的大山是这么突然出现的，我往后一靠，仍是吃了一惊。看见山的那一骇，我的灵魂冲了出去，飞过油加利树梢，飞过田野，飞过草原，绕着这座冷冰积雪的山峰怎么也回不下来。 

    一时里，以为自己是车祸死了，心神才离开了身体，可是看看全车的人，都好好的坐着。 

    “唉！回来了！”我心里暗暗的叹息起来。对于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应，没有人能数说，厄瓜多尔的高地，于我并不陌生的啊！ 

    “阿平！阿平！”米夏一直在喊我，我无法回答他。我定定的望着那座就似扑压在胸前的六千多公尺高的雪山，觉着它的寒冷和熟悉，整个人完全飘浮起来，又要飞出去了。 

    一时里，今生今世的种种历练，电影般快速的掠过，那些悲欢岁月，那些在世和去世的亲人，想起来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感觉，好似在看别人的事情一般。 

    大概死，便是这样明净如雪般的清朗和淡漠吧！“哎呀！你的指甲和嘴唇都紫了！”米夏叫了起来。我缓缓的问米夏：“海拔多少了？” 

    “这一带，书上说超过三千两百公尺，下到里奥庞巴是两千六百五十。” 

    这时候我才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怎么都肿起来了，呼吸也困难得很。 

    什么灵魂出窍的感应，根本是身体不适才弄出来的幻觉。车子停在一个小站上，司机喊着：“休息十分钟！”我没有法子下车，这样的高度使人难以动弹。就在车站电线杆那只幽暗的路灯下，两个老极了印地安夫妇蹲坐在路边。 

    女人围着深色的长裙，披了好几层彩色厚厚的肩毡，梳着粗辫了，头上不可少的戴着旧呢帽。 

    两个人专心的蹲在那儿用手撕一块面包吃。我注视着这些纯血的族人，心里禁不住涌出一阵认同的狂喜，他们长得多么好看啊！ 

    “老妈妈啊！我已经去了一转又回来了，你怎么还蹲在这儿呢！”我默默的与车边的妇人在心里交谈起来。有关自己前世是印地安人的那份猜测，又潮水似的涌上来。 

    这个小镇的几条街上，全是印地安人，平地人是看不到了。 

    暮色更浓了。街上人影幢幢，一切如梦如幻，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方才下了里奥庞巴的公车站，一对欧洲模样的男女好似来接我们似的走了上来。 

    那时我的心脏已经很不舒服了，对他们笑笑，便想走开去，并不想说什么说。 

    他们拦住了我，一直请我们去住同一家旅馆，说是那间房间有五个床，位子不满，旅馆叫他们自己出来选人。下车的人那么多，被人选中了，也算荣幸。旅馆是出租铺位的，一个大房间，宿舍一般，非常清洁安静。 

    那对旅客是瑞士来的，两人从基托坐车来这小城，预备看次日星期六的印地安人大赶集。看上去正正派派的人，也不拒绝他们了。 

    进了旅舍，选了靠窗的一张铺位，将简单的小提包安置在床上，便去公用浴室刷牙了。 

    旅行了这一串国家，行李越来越多，可是大件的东西，必是寄存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旅舍里，以后的国内游走，便是小提包就上路了。 

    打开牙膏盖子，里面的牙膏哗一下喷了出来，这样的情形是突然上到高地来的压力所造成的，非常有趣而新鲜。初上高原，不过近三千公尺吧，我已举步无力，晚饭亦不能吃，别人全都没有不适的感觉，偏是自己的心脏，细细针刺般的疼痛又发作起来。 

    没有敢去小城内逛街，早早睡下了。 

    因为睡的是大统铺，翻身都不敢，怕吵醒了同室的人，这样彻夜失眠到清晨四点多，窗外街道上赶集的印地安人已经喧哗的由四面八方进城来了。 

    里奥庞巴的星期六露天市集，真是世上仅存的几个惊喜。一般来厄瓜多尔的游客，大半往著名的北部活达华罗的市集跑，那儿的生意，全是印地安人对白人，货品迎合一般观光客的心理而供应，生活上的必需品，便不卖了。这儿的市集，近一万个纯血的印地安人跑了来，他们不但卖手工艺，同时也贩菜蔬、羊毛、家畜、布料、食物、衣服、菜种、草药…… 

    满城彩色的人，缤纷活泼了这原本寂静的地方。他们自己之间的交易，比谁都要热闹兴旺。九个分开的大广场上，分门别类的货品丰丰富富的堆着。缝衣机就在露天的地方给人现做衣服，卖掉了绵羊的妇人，赶来买下一块衣料，缝成长裙子，正好穿回家。连绵不断的小食摊子，一只只“几内亚烤乳猪”已成了印地安人节日的点缀，卖的人用手撕肉，买的人抓一堆白饭，蹲在路边就吃起来。 

    但愿这市集永远躲在世界的一角，过他们自己的日子，游客永远不要知道的才好。 

    印地安人的衣着和打扮，经过西班牙人三四百年的统治之后，已经创出了不同的风格。 

    市集上的印地安男人沉静温柔而害羞。女人们将自己打扮得就像世上最初的女人，她们爱花珠子、爱颜色、虽然喧哗笑闹，却也比较懂得算计，招揽起生意来，和气又媚人。那些长裙、披肩、腰带，和印加时代只有祭司和贵族才能用上的耳环，都成了此地印地安女子必有的装饰。欧洲的呢帽，本是西班牙人登陆时的打扮，而今的印地安人，无论男女都是一顶，不会肯脱下来的。沃达华罗那边的族人又是一种，那儿的女人用头巾，不戴帽子，她们穿阔花边的白衬衫。 

    虽说统称印地安人，其实各人的衣着打扮，甚而帽沿的宽狭，都因部落不同的而有差异，细心的人，观察一会儿，便也能区分了。 

    在我眼中，印地安人是世上最美的人种，他们的装饰，只因无心设计，反倒自成风格。而那些脸谱，近乎亚洲蒙古人的脸，更令我看得痴狂。 

    高原地带的人大半生得矮小，那是大自然的成绩。这样的身体，使得血液循环得快些，呼吸也方便。起码书本中是如此解释的。 

    看了一整天的市集，没有买下什么，这份美丽，在于气氛的迷人，并不在于货品。 

    卖东西的印地安人，才是最耐看的对象。 

    坐在行边地上吃烤猪时，偷偷的细听此地人讲契川话，付帐时，我亦学了别人的音节去问多少钱，那个胖胖的妇人因此大乐。 

    便因我肯学他们的话，卖烤猪的女人一面照顾她的猪，一面大声反复的教我。很疼爱我的样子。 

    教了十几句，我跑去别的摊子立即现用，居然被人听懂了。他们一直笑着，友善的用眼睛悄悄瞟着我。黄昏来临之前，镇上拥挤的人潮方才散光，一座美丽的城镇，顿时死寂。 

    我爬上了城外小丘上的公园，坐在大教堂的前面，望着淡红色的云彩在一片平原和远山上慢慢变成鸽灰。呼吸着稀薄而凉如薄荷的空气，回想白日的市集和印地安人，一场繁华落尽之后所特有的平静充满了胸怀。再没有比坐看黄昏更使我欢喜的事情了。 

    次日早晨，当我抱着一件厚外套，拿着自己的牙刷出旅舍时，一辆旅行车和它的主人华盛顿，还有华盛顿的太太及一男一女的小孩，已在门外站着等了。 

    车子是前晚在小饭店内跟老板谈话之后去找到的，不肯只租车，说是要替人开去。 

    那位叫做华盛顿的先生本是推土机的机械师，星期天才肯出租车子，他的名字非常英国。 

    我要去的一群印地安人村落，大约需要几小时的车程在附近山区的泥沙路内打转。华盛顿说，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深入过那儿，要求一同参加，我也一口答应了。只有米夏知道，如果附近果然找到那片在我强烈感应中定会存在的湖水，我便留下来，住几日，几天后自会想法子回镇。 

    这一路来，米夏的兴趣偏向美洲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辉煌大建筑与教堂，还有数不清的博物馆，这一切在使他迷惑惊叹。毕竟他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尚浅的国家，过去自己看得也不够。 

    我因教堂及博物馆看得不但饱和，以前还选了建筑史，那几场考试不但至今难忘而且还有遗恨，不想再往这条线上去旅行。 

    向往的是在厄瓜多尔这块尚没有被游客污染的土地上，亲近一下这些纯血的印地安人，与他们同样的生活几天，便是满足了。 

    于是米复选择了镇内的大教堂，我进入高原山区，讲好两人各自活动了。 

    这趟坐车去村落中，米夏自然跟去的，他独自跟车回来便是了。 

    这样开了车去山区，华盛顿尽责的找村落给我们看，那儿的印地安，看见外人进来，便一哄而散了。因为无法亲近他们，使我一路闷闷不乐。 

    眼看回程都来了，我仍然没有看见什么，一条没有经过的泥路横在面前，心中不知为何有些触动起来，一定要华盛顿开进去。 

    “这儿我没有来过，据说山谷内是块平原，还有一片湖水——”他说。 

    听见湖水，我反倒呆了，说不出话来。 

    我们又开了近四十分钟的山路。 

    那片草原和水啊，在明净的蓝天下，神秘的出现在眼前，世外的世外，为何看了只是觉得归乡。 

    “你们，拜托，米夏不许再拍照了！”我下了车就赶他们，湖边没有车路了。 

    远处的炊烟和人家那么平静的四散着，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来临。 

    这时华盛顿的太太才惊觉我要留下，坚决反对起来。“我一个人进村去找地方住，如果找到了，出来跟你们讲，可以放心了吧！” 

    过了四十分钟不到，我狂跑过草原，拿起了自己的外套和牙刷，还有一盒化妆纸，便催他们走了。“过几天我来接你！”米夏十分惊怕的样子，依依不舍的上车了。 

    他不敢跟我争，赢不了这场仗的。虽然他实在是不很放心。 

    车子走了，草原上留下一个看不去极渺小的我，在黄昏的天空下静静的站着。 

    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因为座谈会结束后的力瘁和空虚偷偷的哭泣，而今一个人站在旷野里，反倒没有那样深的寂寞。 

    我慢慢的往村内走去，一面走一面回头看大湖。误走误撞，一片梦景，竟然成真。 

    有时候我也被自己的预感弄得莫名其妙而且惧怕。她叫做“吉儿”，印地安契川语发音叫做jier儿。我先是在她的田地上看动物，那儿是一匹公牛、一匹乳牛、一只驴子和一群绵羊。 

    一站在那儿，牛羊就鸣叫起来了。 

    吉儿出门来看，并没有看我的人，眼睛直直的钉住我脖子上挂的一块银牌——一个印地安人和一只骆马的浮雕便在牌子上，古董店买来的小东西。 

    她也没问我什么地方来的，走上前便说：“你的牌子换什么？我想要它。” 

    她的西班牙语极零碎，并着讲的。 

    我说留我住几日，给我吃，我帮忙一切的家务，几天后牌子给她，再给一千个“苏克列”——厄瓜多尔的钱币。她马上接受了。 

    我就那么自然的留了下来，太简单了，完全没有困难。吉儿有一个丈夫和儿子，两间没有窗户只有大门的砖屋。第一天晚上，她给了我一张席子，铺在干的玉米叶堆上，放了一个油米，我要了一杓水，喝了便睡下了。隔着短木墙的板，一只咖啡色的瘦猪乖乖的同睡着，一点也不吵。他们全家三人睡在另一间，这些人不问我任何问题，令人觉得奇怪。 

    这家人实在是好，能盖的东西，全部找出来给了我。在他们中间，没有害怕，只是觉得单纯而安全。第二日清晨，便听见吉儿的声音在门外哇哇的赶着家畜，我也跟着起床了。 

    我跟她往湖边去，仍是很长的路，湖边泥泞一片，吉儿打赤脚，我用外套内带着的塑胶袋将鞋子包起来，也走到湖边去帮她汲水。 

    虽然这是一个村落，里面的房舍仍是稀落四散的，因为各人都有田庄。 

    一九七三年此地的政府有过一次土地改革，印地安人世居的土地属于自己的了，他们不再为大农场去做苦工。印地安人村居的日子，我尽可能的帮忙做家事，这些工作包括放牛羊去湖边的草地上吃草，替吉儿的儿子接纺纱时断了的线，村附近去拾柴火，下午一起晒太阳穿玻璃珠子。吉儿有一大口袋麦片，她将牛奶和麦片煮成稀薄的汤，另外用平底锅做玉米饼。 

    我们一日吃一顿，可是锅内的稀汤，却一直熬到火熄，那是随便吃几次的，吉儿有一只铝做的杯子。我也逛去别人的家里，没有人逃我，没有人特别看看我。奇怪的是，居然有人问我是哪一族的——我明明穿着平地人的牛仔裤。 

    黄昏的时候，田里工作的男人回来了，大家一起坐在门口看湖水与雪山，他们之间也很少讲话，更没有听见他们唱歌。 

    那片湖水，叫做“哈娃哥恰”，便是心湖的意思。玉米收获的季节已经过了，收获来的东西堆在我睡房的一角，里面一种全黑色的玉米，也跟那咖啡猪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黑玉米不是磨粉的，吉儿用它们煮汤，汤成了深紫色，加上一些砂糖，非常好喝。 

    这儿的田里，种着洋葱、马铃薯和新的玉米青禾。湖里的鱼，没有人捞上来吃。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吉儿也答不上来，只说向来不去捉的。 

    湖水是乡愁，月光下的那片平静之水，发着银子似的闪光，我心中便叫它银湖了。 

    村中的人睡得早，我常常去湖边走一圈才回来，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而我的心思，在这儿，简化到零。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 

    别人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妇人一样喜爱珠子，我去串门子的时候，他们便将唯一的珍宝拿出来放在我手中，给我看个够。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而单纯的流过去，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女人佩带的一种花彩石，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至今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它们如何会流传到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手中来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在北非的市场上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妇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已经许给吉儿的银牌，不然换我的厚外套。 

    不忍期负这群善良的人，没有交换任何彩石，只是切切的告诉他们，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如果有一日“各林哥”进了村，想买这些老东西，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各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连印加帝国的故事，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加那边便停了。我说沙位萨加的男男女女只穿古怪的黑色，是因为四百年前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他们听了只是好笑，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儿一直用马铃薯喂猪，我觉得可惜了，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吉儿说好吃是好吃，可是太麻烦了，她不学。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她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一切的记忆，都让它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正在给我梳头，长长的红色布条，将辫了缠成驴尾巴似的拖在后面。我松了长发，将头低下来，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细细的卡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夏，长脚跨了进房，用英文叫着：“呀！一个印地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问也不问的又举起来要拍。我的朋友沉静的呆站着，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米夏也不出去，自自在在的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又用手去碰织布机。 

    “我们走吧！”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突然要走，别人都呆掉了。跑去找吉儿，她抱了一满怀的柴火，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还有钱！”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不要了！哈娃，不要！”吉儿拚命推。 

    她丢下了柴，急步跑回屋内去，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各林哥去？”她指指米自。 

    米夏要求我与吉儿拍照，吉儿听我的，也不逃相机，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吉儿的先生和儿子都从男上跑回来了。我抱起自己的外套，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吉儿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给吉儿的丈夫，硬是放在他手里，便向远远那辆停在湖边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我爱的族人和银湖，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一生只能进来一次，然后永远等待来世，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索诺奇——雨原之一

    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道：“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上去，慢慢的穿鞋，眼前一片金星乱冒，打个鞋带的结手指都不听话。 

    这种高原病没什么要紧，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托我也犯过，只须一两天便好了，只是这儿又比基托高了七百多公尺，便又惨了一些。 

    我摸到门边去，出了门，找到洗手间，低下头去饮水，那个浴室，脏得令人作呕，进去一次几个月也别想忘记。铺位不是没有睡过，这些嬉痞的大本营却不是我当留下的地方了。 

    我撑到街上去，经过杂货店，趴在柜台边向他们买古柯叶子。 

    已是黄昏了。大雨仍是倾盆而下。老板娘看见我那么痛苦的样子，马上将我扶到椅子上去坐着，向后间喊起来：“爸爸，快拿滚水来，冲古柯给这位女士喝！”“刚刚上来是不是？慢慢走，不要乱动，古柯茶喝了会好的。”她慈爱的拢了一下我的头发。 

    那双粗糙的手是基督给她的。 

    在店里靠了半天，喝了一般书中都说已经禁售了古柯，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古斯各并不是一个小城，十四万的人口加上四季不断的游客，旅舍不可能没有空位，只是我已力瘁，无法一家一家去找。 

    “武器广场”的附近便是一家四颗星，最豪华的饭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飘过去的。 

    没问价格，也没再找米夏，旅舍的好人扶我上二楼，我谢了人家，回绝了旅馆要请医生的好意，扑在床上，便又睡了过去。 

    睡着下去时，觉得有妇人用毛巾替我擦全湿了的头发。第二日清晨我醒来，一切的不适都消失，下楼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居然跑去柜台跟人讲起价来。“啊！会动啦！”柜台后面的那位老先生和和气气的说。我嘻的一笑，说起码要住半个月以上的古斯各，他一口答应给我打八折房钱——四十块美金一日。那边铺位是三块半美金一个人。 

    经过广场，回到小客栈去，看见米夏尚在大睡，我禁不住纳闷起来，想也想不明白。 

    想呆了过去，米夏才醒。 

    “咦！那么早就起床了？” 

    失踪一整夜，这个福气的人居然不知道。 

    “我昨晚回来，看见你不在，想你跑出去看土产，所以先睡了。”他说。 

    那时房内的家伙们都已不在了，东西居然又摊到我的上铺，反正不住了，我把那些杂物哗一下扫到地下去。在那样杂乱的环境里，米夏将身怀巨款的我丢在一群品行不端的陌生人中间睡觉，而没有守望，是他的失职，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不是和大意。 

    也没告诉米夏自己已有了住处，昨日的高原病狂发一场，要杯水喝尚是没人理会，这个助理该罚一回。陪米夏吃过了他的早餐，两人坐在大广场的长椅上，这个城市的本身和附近的山谷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便是我们坐着的地方吧，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还在这儿公开处决了企图复国的最后一个印加帝国的皇族杜巴克·阿玛鲁二世，他的全家，和那些一同起义的族人。好一场屠杀啊！ 

    过了十二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宣布独立。又过了二十三年，秘鲁进口中国劳工，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直到公元一八七四年。 

    说着这些热爱而熟读的历史给米夏听，晒着寒冷空气中淡淡的阳光，计划着由这儿坐火车去“玛丘毕丘”——失落的印加城市，这旅程中最盼望一探的地方便在附近了。广场上游客很多，三五成群的喧哗而过，不吵好似不行似的，看了令人讨厌。 

    便在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金发齐肩，穿着暗红棉外衣、蓝布长裤的女孩，身边放着一只小行李包。只有她，是安静极了的。 

    雨，又稀稀落落的开始撒下来。我跟米夏说，该是买雨衣雨伞的时候了，这雨季是斗不过它的。 

    我们慢慢走开了，跑进广场四周有着一道道拱门的骑楼下去。 

    那个女孩，单独坐着的，竟然没有躲雨，干脆整的人平躺到椅上去，双手紧紧的压着太阳穴。看上去极度的不适而苦痛。 

    我向她跑过去，跟她说：“回旅馆躺下来，将脚垫高，叫他们冲最浓的古柯茶给你给吃，会好过些的呀！”她不会西班牙文，病得看也不能看我，可是一直用英文道谢。脸色很不好了，一片通红的。 

    “淋湿啦！”我说，改了英文。 

    “没有旅馆，都满了，刚下飞机。”她有气无力的说。直觉的喜欢了这个朴朴素素的女孩。 

    “我在附近旅馆有一个房间，暂时先跟我分住好不好？分担一天二十块美金对你贵不贵呢？”我轻轻的讲，只怕声量太大头痛的人受不了。 

    那种索诺奇的痛，没有身受过的人，除非拿斧头去劈他的头，可能才会了解是怎么回事。那女孩呻吟起来，强撑着说：“不贵，只是麻烦你，很对不起，我——”“来，我的同事扶你，慢慢走，去旅馆有暖气，会好过的。”我提起了她的行李包。” 

    米夏发觉我居然在四颗星的大旅馆中有了房间，骇了一大跳。 

    这是旅途中第一次没有与他公平分享物质上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十分平静安宁。 

    进了旅馆的房间，那个女孩扑到床上便阖上眼睛。我将她的白球鞋脱掉，双脚垫高，盖上毛毡，奔下楼去药房买喜巴药厂出的“阿诺明那”——专治高原病的药片。我自己心脏不好，却是不能服的。 

    回旅舍时，那个女孩又呻吟起来：“替我叫医生，对不起——”眼看她是再也痛不下去了。 

    米夏奔下楼去找柜台要医生。” 

    “这里有钱和证件，请你替我支配——” 

    女孩拉住我的手，摸到背后，她藏东西的暗袋，与我一个样子，同样地方，看了令人禁不住一阵莞尔。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傻女孩，而她却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全交给了我——一个连姓名尚不知道的陌生人。这份对我全然的信任，使我心中便认定了她，在她狂病的时候，一步也不肯离开了。 

    医生给打了针，开的便是我给买来的同样的药。安妮沉沉的睡去，我站在窗口大把大把的嚼古柯叶子。印地安人吃这种叶子是加石灰一起的，我没那个本事，而索诺奇到了下午，又找上了我。 

    我躺到另一张床上去，米夏跑去小客栈拿来了我的行李，这一回他不敢走了，守着两个一直要水喝的病人。第二日早晨我醒来，发觉那张床上的女孩张着大眼睛望着我，没有什么表情的在发愣。 

    “还痛不痛，安妮？” 

    “你晓得我的名字？” 

    “替你登记旅馆，医药费二十五块美金也付掉了！东西还你！” 

    我将枕下的护照支票现款都交给了她，对她笑笑，便去梳洗了。 

    “你是——印地安人吗？”她躺在床上问我。我噗的一下笑出来了，一路来老是被问这同样的问题，已将它当做是一份恭维。 

    做了八年多空中小姐的安妮，见识不能说不广，而她竟难猜测我的来处。 

    “相信人有前生和来世吗？我认识过你，不在今生。”安妮缓和低沉的声音令我一怔。 

    很少有人见面谈这些，她如何知道这是我十分寂寞的一环——其他人对这不感兴趣而且一说便要讥笑我的。我笑看了她一眼，荷兰女孩子，初见便是投缘，衣着打扮，谈吐礼貌，生病的狂烈，甚而藏东西的地方，都差不多一个样子。 

    眼看安妮已经好转了，我不敢因此便自说自话的约她一同上街，当做个人的权利。 

    单独旅行的人，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可能最需要的尚是一份安静。 

    留下她再睡一会儿，我悄悄地下楼用餐去了。早餐两度碰到一个从利马上来看业务的青年，两人坐在一起喝茶，谈了一会儿我突然问他：“你房间分不分人住？”他看着我，好友爱的说：“如果是你介绍的，可以接受，只是我可不懂英文呀？” 

    于是米夏处罚结束，也搬了过来。 

    那个愉快而明朗的秘鲁朋友叫做埃度阿托。 

    雨，仍是每日午后便狂暴的倾倒下来，不肯停歇。去玛丘毕丘是每一个来到秘鲁的旅人最大的想望，那条唯一的铁路却是关闭了。 

    我每日早晨乘着阳光尚明，便去火车跑一趟，他们总也说过一日就能通车，满怀盼望的淋着小雨回来，而次日再去，火车仍是没有的。 

    车站便在印地安市场的正对面，问完火车的事情，总也逛一下才回来。 

    那日看见菜场的鲜花开得灿烂，忍不住买下了满满一怀。进旅馆的房间时，只怕吵醒了还在睡眠中的安妮，将门柄极轻极轻的转开。 

    门开了，她不在床上，背着我，靠在敞开的落地窗痛哭。我骇了一跳，不敢招呼她，轻轻又将门带上，抱着一大把花，怔怔的坐在外面的走廊上。 

    她是不快乐的，这一点同住了几日可以感觉出来。可是这样独处时的哀哀痛哭，可能因为我的在场，已经忍住好多次了。 

    一个人，如果哭也没有地方哭，是多么苦痛的事情，这种滋味我难道没有尝过吗？ 

    等了近两小时才敢去叩门。 

    “买了花，给我们的。”我微笑着说。 

    她啊了一声，安静的接了过去，将脸埋在花丛里，又对我笑了笑。 

    两人插好了一大瓶花，房中的气氛立即便是温馨，不像旅馆了。 

    那几日埃度阿托被雨所困，到不了玻利维亚的边境去继续做业务考查，长途公车中断了，短程的也不下乡。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合租了一辆小车，轮流驾驶，四处参观去了。 

    星期天的小镇毕沙克便在古斯各九十多公里来回的地方，那儿每周一次的印地安人市集据说美丽多彩，而印地安人的弥撒崇拜亦是另有风味的。 

    我们四人是一车去的，到了目的地自然而然的分开，这样便省去了说话的累人；再说独处对我，在旅行中实在还是重要的。 

    不知别人在做什么，我进了那间泥砖的教堂，非常特别的一座。 

    印地安人用自己的绘画、花朵、诗歌、语言，在主日的时间诚诚心心的献上对神的爱。 

    破旧的教堂，贫苦的男女老幼，幽暗烛光里每张虔诚的脸，使人不能不去爱他们。 

    去挤在人群里，一同跑了下去。 

    听不懂契川话，说阿门时，每一颗心却都是相同的。弥撒撒了，远远椅边一个人仍是跑着，仰着头，热泪如倾——那是安妮，不知何时进来的她。 

    我没有上去招呼，怔怔的坐在外边的石阶上那乱成一片的市场和人群，心里一阵黯然。 

    雨，意外的没有落下来，远山上烧出一串串高高的白烟，别人告诉我，这是河水暴涨时，印地安人求雨停止的一种宗教仪式。 

    再见安妮时，她戴上了太阳眼镜，在古董摊子上看一只老别针，我帮忙上去讲价，等她买下了，才将自己的手掌摊开给她看——里面一只一色一样的。 

    然后我们又分开了，讲好一个小时以后车上见面。刚刚恸哭过的人，给她安静比较好。 

    山中人家租马给人骑，不是在什么马场里跑，而是满山遍野去骑的。 

    骑完了马，时间差不多了，我急着找安妮，想她一试。悲伤的人，只有运动可能使她得到一点点暂时的释放，哪怕是几分钟也是好的。 

    世上的欢乐幸福，总起起来只有几种，而千行的眼泪，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那打不开的泪结，只有交给时间去解。我不问别人的故事，除非她自己愿意。 

    “来！那边有马骑，太好玩了！”我将安妮从摊子上拉出来。 

    我们向租马的人家走去，踏上互看一眼，不说什么，其实都已了然——只有失落的人才要追寻，我们又找到了什么？那几日的暴雨时歇时落，谁也去不了别的地方，古城内走走看看，只等玛丘毕丘的铁路通车，看过那个地方，便可以离开了。 

    安妮与我在这高原上，每天下午必然又要头痛，病中的人精神自然差一些，两人静静的躺着，几小时也不说一句话。除了吃饭的时候四个同旅舍的人凑在一起之外，上街仍是各自披了雨衣散去。 

    合得来，又不特别安排缠在一块，实在是一件好事。有时我上街去，买下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玻璃弹珠，碎布做的印地安娃娃，一只木扣子，一对石刻小羊……回到房间顺手一放，便是漠然，并不能引起什么真正的欢喜。这些类似的小玩意儿，安妮不巧也几乎同样的回来，买来也是一丢，再也不去把玩它们。 

    有一日安妮与我说起美国这个国家，我说那儿只有一州，是我可能居住的地方。 

    “是缅因州吗？”她笑着说。 

    “你怎么晓得？”我看了她一眼。 

    “那个地方寒冷寂寞而荒凉，该是你我的居处。”安妮，难道以前我们真真认识过，为什么彼此那么熟悉呢？ 

    一日早晨我去看城市清晨的市场批卖菜蔬，回到旅馆时埃度阿托在用餐，他叫住我，说安妮早班飞机走了。我跑回房间去，桌上一张信纸，一瓶鲜花插好了放在旁边。 

    echo： 

    你我从来只爱说灵魂及另一个空间的话题，却不肯提一句彼此个人的身世和遭遇。 

    除了这十天的相处之外，我们之间一无所知，是一场空白。我们都是有过极大创伤的人，只是你的，已经溶化到与它共生共存，而我的伤痕，却是在慢慢习惯，因为它毕竟还是新的。 

    也许你以为，只有我的悲愁被你看了出来，而你的一份，并没有人知晓，这实在是错了。 

    广场上一场索诺奇，被你认了过来，这是你的关心，也是我们注定的缘分。 

    彼此的故事，因为过分守礼，不愿别人平白分提，却都又不肯说了。 

    虽然我连你的姓都忘了问，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坚信永生的人，前几世必然已经认识过，而以后再来的生命，相逢与否，便不可知了。 

    我走了，不留地址给你。我的黑眼珠的好朋友，要是在下一度的生命里，再看见一对这样的眼睛，我必知道，那是你——永远的你。 

    彼此祝福，快乐些吧！ 

    安妮 

    看完了安妮流畅的英文信，我轻轻的抚那一朵一朵仍然带着水珠的鲜花，房内寂静无声，人去楼空。这一封信，是安妮的教养逼她写下的，其实性情如我们，不留一字，才叫自然，安妮又何尝不明白那份相知呢！窗外的雨，一过正午，又赴约似的倾倒了下来，远处的那片青山，烟雨镑镑中一样亘古不移，冷冷看尽这个老城中如逝如流的哀乐人间。



 夜戏—雨原之二

    那个中午，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过，闷闷热热的照着这片广场。 

    我们还在古斯各，等待着去玛丘毕丘的火车。不看见那个地方是不肯离开秘鲁的。 

    无尽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体里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缓慢加重的压力。旅程在这古老的城市中暂时中断了。 

    这个大广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因为它的宽畅和清洁，便是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望它，也是不厌的。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阶的上面，托着下巴静静的看人来人住，身边一只总是自己跑来找我的小白狗。广场上兜售土产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妇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见了。 

    “印地安人”这个字眼，在中文里没法另找代用字，可是这种称呼在他们中间是不可用的，那会被视为是极大的侮辱。他的出现是平凡的；身上一件灰扑扑的旧西装，米色高领毛衣，剪得发根很短的老派头发，手中一只方硬公事包——却是个中年印地安人。 

    晒太阳的游客很多，三五成群的聚在广场上。只因他手中不卖任何货品，却向一个一个游客去探问，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每见别人总是听不完话便对他摇头，他还是道谢才去，便使我的视线跟住他的脚踪不放了。 

    古斯各的人，在对人处事上，总带着一份说不出的谦卑和气，这种情形在厄瓜多尔也是一样的。只因他们全是安地斯山脉的子孙。 

    也是这份柔和安静而温顺的性格，使得当年印加帝国的版图由现今阿根廷、智利的北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的全境，伸延到哥伦比亚的南方才停止。印加帝国用一种社会主义的严厉手段统治了这一片高原不同的民族近四百年，直到十五世纪初叶，却被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一百八十个士兵便占了下来。 

    比较之下，印加帝国仍是又老实了一步。 

    广场上那个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绝着，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却不气馁，步子缓缓的又向另一个游客走上去。看来不像讨钱的样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着跳一下，恨不得在这已经几十次的探问里，有人对他点一下头。 

    雨，便在同样的正午，撒豆子似的开始落了。广场上的人一哄而散，剩下远远的提着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的站在空地上。 

    我坐在石阶背后是教堂的大木门，躲小雨是个好地方，再说，雨来的时候，便套上了桔红色的一大片塑胶片，又在教堂的门环上斜撑了伞。 

    这一来，坐着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干的了。也许是水中的那一块桔红色过分鲜明，远远的身影竟向我走了过来。 

    我钉住那人渐走渐近的步子，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向我逼上来，这人到底在要什么？ 

    还没有到能够讲话的距离，那张已经透着疲倦而淋着雨丝的棕色的脸，先强挤出了一个已经赔出过几十次卑微的笑容来。 

    我的心，看见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怜悯。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对我鞠了一躬。“坐一下吧！这里还是干的！”我挪了一下身体，拍拍身边的石阶。 

    他不敢坐，竟然吓住了似的望着我。 

    那只势利的小白狗，对着来人狂吠起来。 

    既然我已是他广场上最后的一个希望，就当在可能的范围里成全他了。 

    “请问你喜欢音乐和舞蹈吗？”他问。 

    我点点头，撑着的伞推开了一些。 

    “我们，是一个民族音乐舞蹈团，想不想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呢？”这几句话，也说得怪生涩害羞的。“你也跳吗？”我问他。 

    “我吹‘给诺’！”他非常高兴的样子，急急的回答着我。给诺便是一种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芦笛，声音极好听的。“音乐家呀！”我笑着说。 

    想到这个可怜的人还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钱一张票？”赶快问他。 

    “不多的，才合三块美金，两小时不中断的表演，可以拍照——” 

    他紧张起来，因为价格已说出来了，对我又是贵不贵呢？“给我三张。”我站起来便掏口装，里面的秘鲁零钱折算下来少了一千，也就是两块美金左右。 

    不愿意当人的面到背后暗袋中去提钱，我告诉他钱暂时没有了。 

    “那么你晚上来的时候再补给我好了。”他迁就的说，竟连已付的钞票都递上来还给我。 

    “这些当然先付了，晚上再补一千，好吗？”眼看是个没有生意头脑也过分信任他人的艺术家，好不容易卖掉了三张票，怎么连钱都不知要先收下的。“我们的地方，有一点难找，让我画张地图给您！”他打开公事包，找了白纸，蹲在雨中便要画。 

    “票上有地址就找得到。您淋湿了，快去吧，谢谢了！”两个人彼此又谢了一回，他离去时我又喊：“别忘了我欠您的钱呀！” 

    回到宿舍去找米夏和埃度阿托，他们都不在，我便下楼去看电视新闻去了。 

    看得专心，头上被雨伞柄剥的敲打了一下。“做秘鲁人算罗！我们部长讲话，傻子听得像真的！”我见是埃度阿托这么说，便笑了起来。 

    “晚上请你看民族舞蹈！”我摇摇手中的票子。“请我？做秘鲁人一辈子了，还看骗游客的东西？再说晚上那种狂雨酷寒，谁愿去走路？” 

    “才三块美金一张呀！”我说。 

    旅行中，三块美金实在不能做什么，再说古斯各花钱的地方太多，一张大钞出去便化了。 

    “这个路要是再不修好，我们是被闷死，连观光客做的事情都会跑去了，民族舞蹈，唉——”埃度阿托又说。“不去玛丘毕丘我是绝不走的。” 

    为了对那座失落迷城的疾心，一日一日在等待着雨歇。旅馆内的早餐不包括在房租里，当然不敢再去吃了，外面便宜的吃饭地方太多了。 

    “票买了，到底去不去呢？”我又问。 

    “这算一个约会吗？”埃度阿托笑嘻嘻的说。“神经病！”骂他一句，还是点头。 

    “好，晚上见！穿漂亮一点啊！”他走了。虽然请旅馆傍晚六点钟一定唤我，又开了闹钟，又托了米夏，可是还是不能睡午觉。 

    索诺奇这种东西，别人发过便好，可是我每天午后仍是要小发一场，不得不躺下。 

    “紧张什么嘛！就算去晚了，也不过少一场舞蹈！”米夏说。 

    “我想早些去，把欠钱补给人家，万一开场一乱，找不到人还钱，晚上回来又别想睡了！” 

    “他那里会逃掉的，你头痛痛傻啦！”米夏说。“那个人吹吹笛子会忘掉的！”我仍坚持着。吵吵闹闹，黄昏已来了，而我的头痛并不肯好一些。风雨那么大，高原气温到了夜间便是突降，埃度阿托说他要看电视转播足球，无论如何不肯出门，赖掉了。“你要跟去的哦！是工作，要去拍照！”我威胁米夏，只怕他也不去。 

    那个市场地区白日也抢，晚间单身去走是不好的，舞蹈社的地方大致知道在那附近了。 

    多余的票白送给街上的行人，大家看了都说不要，好似我在害人似的。 

    也没吃晚饭，冒着大雨，冻得牙关打结，踏着几乎齐膝的泥浆，与米夏两人在风里走到裤管和鞋袜透湿。其实我也是不想看这种观光表演的，谁叫欠了人的钱，失信于人这种事情实在做不出来。 

    到了地址的门牌，里面悄无声息，推开了铁门，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一扇门内都有人探头出来。 

    “看跳舞吗？再往下走——”有人喊着。 

    经过一家一家的窗户，里面的人放下了煮菜的锅子，张大着眼睛，望着我们穿过。 

    难道看表演的人如此稀奇，也值得那么张望吗？他们每晚都在表演的啊！ 

    弯弯曲曲的走到了底，一扇毛玻璃门被我轻轻推开，极大的剧场厅房竟然藏在黑冷的走廊尽头。 

    没有人开灯，近两百个全新的座位在幽暗中发着蓝灰色的寒光。 

    看看米夏的表正是六点三十分——票上写的开场时间，而里面是空的。 

    我们不知如何才好，进退两难。 

    回到走廊上去站着，这才看见白天的印地安人匆匆忙忙的进来了，看见我们，慌忙道歉，跑着去开了全场的灯。“其他的客人还在吃晚饭，请你们稍稍等十五分钟，不然先去对面喝杯咖啡再来好吗？” 

    他的脸是那么的疲倦，那身旧西装已经全湿了，说话的口气尽可能愉快有礼，可是掩饰不住那份巨大的悲愁。“早晨欠的另一千先给您！”我说。 

    “啊！谢谢，不忙的！”他弯了一下腰，双手来接钞票。 

    三个人难堪的对立着，大家都不知说什么才好！“真的，我们的票，全卖给了一个旅行团，他们在吃饭，马上要来了——” 

    “我们去喝杯咖啡再回来，不急的。”我拉了米夏便往外走。 

    临行还是托了那人一声：“第三排靠走道的位子请留下给我，别给人占去了呀！” 

    “不会的，一定给您，请放心”他说着说着好似要哭出来了似的。 

    我快步踏到外面去。 

    对面哪儿有什么东西喝，一组电动玩具响得好热闹。我们才在街上，便看见那个提着公事包男人又在大雨倾盆的街旁，拦住了每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想再售一张票。“您想他是不是骗我们的？没有什么旅行团的客人了？”我问米夏，两人便往广场的方向走回去。 

    “不会吧！游客那么多！” 

    到了广场的走廊下，那儿的地摊边全是买土产的外国人，外面倾盆大雨，走道上仍是一片活泼。 

    那个可怜人，竟还在拚命销票，彼此几次又快碰到了，都躲开去，看也不敢再看。 

    已是七点半了，我们不得不再走回跳舞的地方去。里面灯亮了，布幕的后面有人悄悄的偷看我们，一只辫子滑了出来，一双黑眼睛明丽如湖水。 

    我移坐到第一排去，米夏在我旁边。 

    这么深远的空虚，在静极了的大厅里，变成了一份看不见的压力重重压在我的双肩上。 

    除了我们，另外近两百张位子全空。 

    提着公事包的人匆匆赶回来，低着头，一手擦着脸上狼狈不堪的雨水，逃也似的推开通向舞台的小门，然后消失了。“哎呀！不要强撑了，退票算了吧！”我轻轻的捂住头，低低的喊起来。 

    便在那个时候，布幔缓缓的拉开来。 

    舞台的地竟是光滑的木板，正正式式的场地，在这样的老城里，实在难得了。 

    四个乐师坐在舞台后方凹进去的一块地方，抱着不同的乐器，其中那位销票的中年人，也在里面。他们的服装，换了蹦裘外衣和本地人的白长裤，下面是有风味的凉鞋，只有匆忙赶回来那人的长裤没有换。那时，其中一个大男孩子站出来报幕，问候欢迎观众在先，介绍乐师在后，有板有眼。 

    我与米夏尽可能给他们最大的掌声，四个乐师欠了一下身算做回礼。 

    那样的掌声，将大厅回响得更是寒冷空洞而悲伤。第一个表演不是舞蹈，合奏的音乐本是欢乐的节日曲，可是对看空空的台下，他们实在止也止不住的奏成了不同的心情。 

    特别细听那只芦笛，音色滚圆而深厚，不是乱来的。一面听着音乐，一面紧张的期待着突然而来的大批游客，只要外边的走廊起了一点声响，我都以为是导游带人进来了。不敢常常回头，怕台上的人分心，毕竟他们的演出，只是想承担那一分信，便是九块美金的收入，亦是不能失信于人的。 

    这样守信演出，是他们对观众的看重，便是这份心意，就当得起全心敬爱的回报。 

    给他们掌声吧！只要有一双手可怕，今夜哪怕是我一个人来，也必将全场弄热才干休。 

    一曲终了，我喊了起来：“好孩子！bravo！”这是西班牙文中看任何表演都可用的字——夸奖他们的演出。 

    台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有了笑容。 

    我们狂烈的鼓掌不能使报幕的人继续，他站了一会等我们停，自己很不好意思的也笑了起来。 

    虽然场内的那份紧张已经消失，我深深的自责却不能释然，如果不是早晨自己的多事，这场演出也取消了。哪一种情况更令台上的人难堪？是今夜不表演，还是对着只有两个观众的台下强撑着唱出舞出一场并不欢乐的夜来？ 

    舞台的后帘一掀，六对打扮活泼美丽的印地安男女，唱着契川语，脸上荡着淡淡的笑容。眼光一溜一溜的偷看台下也是梳着辫子，穿着蹦裘的人，载歌载舞的跳了起来。我偷看米夏的表，已经八点钟了，还会有人进来吗？还来得及，他们只演两小场。 

    算了一下。台上的舞者，乐师加报幕的，一共十七个人。九块美多十七个人能吃什么？ 

    这么一算，什么也无法欣赏，盯住那坐着吹笛的人尚是透湿的裤管和鞋子，一直黯然。 

    表演出乎意料的紧凑和精彩，一场团舞之后，同样的舞者退去换衣。 

    那只笛子站出来独奏，悠长的笛声，安静了刚才的一场热闹，如泣如诉的笛，在那人站得笔直的腰脊上，吹出了一个没落印地安人悲凉的心声。 

    他们是骄傲的，他们不是丐者，这些艺人除了金钱之外，要的是真心诚意的共鸣。那么还等什么呢？尽可能的将这份心，化做喝采，丢上去给他们吧！” 

    “你的头还痛不痛了？”米夏问着。 

    “痛！”我简短的回答他，一面又向台上喊了起来：“bravo！bravo！” 

    这些舞者乐者，不是街上随便凑来的，举手投足之间，那深植在他们身体里的“艺骨”，便算只是跳给观光客看的东西，仍然挡也挡不住的流露出来。 

    已是九点了，台下冻得忍不住发抖，可是开场的空虚，却因米夏与我的热烈，慢慢溶化消失。 

    虽说米夏与我的掌声再也填不满一室的空虚，可是那天夜里，只因存心回报，强大的内聚力海水似的送上舞台，定要台上和台下结合成一体。 

    他们感到的力量和共鸣，不该再是两个孤伶伶的观众，我，也不觉得身后完全是空的了。 

    歌舞的人沉醉到自己的韵律里去，那九块美的辛酸，暂时消失。 

    “米夏，拍些照片吧！”我说。 

    这种舞蹈的照片其实是不好看的，可是闪光灯的加入，起码又起了一种气氛，虽然那游客似的趣味是我自己并不喜欢的。 

    米夏站起来去拍照，台上的一群人，对着台下唯一的我那份好不容易才化去的悲凉，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离座，又一丝一丝的渗了回来。 

    我不再是唯一的，身后什么时候坐着一个漫不经心打着毛钱的本地太太。 

    “快结束了才来？”我轻声问她。 

    “不，我是前面的住户，过来坐坐的！” 

    “这么好的场地又是谁的呢？” 

    “那个嘛！吹给诺的呀，田产金卖了，一生就想吹笛子给人听，知道没有人只肯听他独奏，又组了一个舞蹈团，太太小孩都快饿死了，他还在强撑，疯子啦！”“这种事情，要贴大海报，每个旅馆内给佣金销票，再不然早晨不下雨的时候，全团的人先去广场游行宣传，然后当场开始卖票，绝对做得出来，水准又不算差的——”我说。“艺术家嘛，哪里在想这些，再说他这几天内就要垮了，拖不了多久啦！” 

    说完这话，那位太太也不管台上正在演奏，大声的叹了好长一口气，站起来摇摇头，慢慢蹁出去了。骗人骗己的艺术家，还说票子全卖给了旅行团，真是有点疯了。 

    最后一场舞蹈是“抢婚”，一个个印地安姑娘背进了后台，他们自己先就笑得要命，做起游戏来了似的孩子气。幕落了，我松了口气，长长的一夜，终于结束，这场戏，大家都尽了全力。 

    静坐在那儿发愣，台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幕又打开了。 

    全体舞蹈的人奔下台来拉我，音乐又吹弹起来。我笑着将米夏推给他们，女孩子们喊着：“要你！要你！”我上了台，四周的男女将我放在中间，他们围住我，手拉手，唱起最后告别的歌。 

    这一回，突然正面对着台下，那两百张空位子，静成一场无色的梦魅，空空洞洞的扑了上来。 

    面对这样的情景，方才明白了，台上两小时热烈的表演，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勇气和那份顽固的执着。我不愿站在中间，拆开了一个手环，将自己交给他们，也参与进歌舞，成了其中的另一个印地安人。大家笑着握手分别，我下台来，穿上蹦裘预备离去。那吹笛的中年人，站在一角静静的看着我，被凝视到全身都凝固了，他方才走到后台去。 

    报幕的人衣服已换，又跑上台来。 

    “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本来到此已是终止，可是我们的团长说，他要加进另一场独奏，献给今天早晨在雨中广场上碰到的一位女士，这是他自己谱曲的一组作品，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定标题——” 

    我的心狂跳起来——他要为我一个人演奏。灯光转暗，后台舞蹈的群，从边门一个一个溜出竟连他们，也是先走了。 

    那个身体宽矮的印地安人，慢慢的走上了舞台，神情很安详，手中那只已经吹抚了千万次的旧笛，又被粗糙短胖的手指轻轻擦过。 

    灯光只照到他一个人，他的双手，缓缓的举了起来。演奏的人，闭上了眼睛，将自己化为笛，化为曲，化为最初的世界，在那里面，一个神秘的音乐灵魂，低沉缓慢的狂流而出。 

    刚才的民族舞蹈和演奏再不存在，全室的饱满，是那双音色惊人浑厚的笛，交付出来的生命。 

    一只简单的笛子，表露了全部的情感和才华，这场演奏，是个人一生知音未得的尽情倾诉，而他竟将这份情怀，交给了一个广场上的陌生人。 

    奏啊奏啊，那个悲苦潦倒的印地安人全身奏出了光华，这时的他，在台上，是一个真正的君王。 

    我凝视着这个伟大的灵魂，不能瞬眼的将他看进永恒。不死的凤凰，你怎么藏在这儿？ 

    那只魔笛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整个大厅仍然在它的笼罩下不能醒来。 

    没有掌声，不能有掌声，雨中一场因缘，对方交付出的是一次完整的生命，我，没有法子回报。 

    舞台上的人不见了，我仍无法动弹。 

    灯熄了，我没有走。 

    后台的边门轻轻拉开。 

    那袭旧衣和一只公事包悄悄的又露了出来。彼此没有再打招呼，他走了，空空洞洞的足音在长长的走廊里渐行渐远。



 迷城—雨原之三

    那一日我拿了两张火车票，弯弯曲曲的在城内绕近路，冒着小雨，跑进伊莲娜的餐馆去。 

    午餐的时间尚早，食堂内没有人，推开边门走到大厨房里去。 

    伊莲娜和她的母亲坐着在剥一大篮蚕豆——我给订的今日客饭菜单。 

    “明天去玛丘毕丘！”说着跨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也动手帮忙起来。 

    住了十七八日的古斯各，吃饭已经在这家经济的小店包了下来，他们每天只做一种汤、一种菜算做定食，收费只是一块五毛美金一客——当然是没有肉的。 

    “那么快吗？”伊莲娜的母亲停了工作，很遗憾的看着我。嬷嬷知道，看过玛丘毕丘便也是我永远离开古斯各的时候了。 

    这里一般人对老年些的妇人统称“妈妈”（音：mama），对我和伊莲娜这样的，便叫“妈眯达”，也就是小妈妈的意思。 

    我喜欢将这印地安妈妈写成——嬷嬷，正如她的麻花辫子一般。 

    “总算通车了！”我叹了口气。 

    “去一天就回来吧！”伊莲娜说。 

    “不一定哦！如果喜欢，当天下玛丘毕丘，走一两公里路，去‘热泉’找铺位睡，便不回来了——” 

    “还是回来吧！”嬷嬷说。 

    “那片废墟里有鬼——”伊莲娜冲口而出。我听了笑了起来，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原来是这个。 

    “就是找鬼去的呀！”我嚼嚼生豆子，怪怪的笑。嬷嬷听我这么说，噜噜苏苏的念起契川话的经文来，又用手划了一个十字架。 

    其实嬷嬷和伊莲娜都没有去过玛丘毕丘，那是所谓游客去的地方。 

    只因这座在一九一一年方被美国人希兰姆·宾汉（hi－rambingham）发现的废城至今考证不出它的居民何以一个也不存在，便罩上了“失落的印加城市”的名称，慢慢知名于世了。 

    嬷嬷和伊莲娜为着玛丘毕丘这两个契川字，热烈的争论着，一个说是“老城市”的意思，一个说该译成“老山峰”。管它叫什么东西，反正那座山城内的居民一个也不剩下，挖出来的骨骸比例是十个女人对一个男子。“处女城啊！”嬷嬷说。 

    “骨头只看得出是男是女，处不处女你怎么晓得？”伊莲娜又跟母亲辩起来。 

    “其实我们印加帝国的子孙，一直晓得那座废城是存在的，无意间带了个美国人去看，变成他发现的了——”嬷嬷说。 

    “你们又没有去告诉美国耶鲁大学！”我笑说。“不告诉不是好一点，你看那些嬉痞年年涌来古斯各，不全是玛丘毕丘害的！”伊莲娜骂着。 

    我摇摇头，站了起来，出去走一圈再回来吃午餐，知道在我的那份客饭里一定又是多个荷包蛋。 

    “明天吃什么菜单？”嬷嬷追出来。 

    “乌埃酿合炒一炒，加绿蒜叶和白米饭！”我喊着。“我不来吃呀！”回头加了一句。 

    “乌埃酿合”也是契川话——玉米粒发的芽，便是那好吃的东西。 

    长久的等待不止是在这十多天的雨季，童年时书上便看过的神秘迷城，终究也是要过去了。 

    那个夜间几乎彻夜未眠，清晨尚是一片黑暗，便去敲米夏和埃度阿托住着的房间了。 

    “祝你们旅途愉快！去了不要失望！”埃度阿托叭在枕上喊着。 

    “一定会失望的，哈哈——”他又恶作剧的笑起来。“快走吧！不许吃早饭了！”我催着米夏。清晨六点多的火车站一片人潮，看见那么挤挤嚷嚷的各国游客，先就不耐。 

    “那么吵！”我慢慢的说。 

    “不吵不能表示开心嘛！” 

    “开什么心？”我反问米夏。 

    我们买的是二等车票，上了火车，找好位子，将雨具放在架上，我守着，米夏一定要下车去喝咖啡。“去吃！去吃！车开了活该，不会再给你去了！”我说。 

    “饭也不给人吃？太严格了吧！”米夏喊起来。“那就快去嘛！” 

    只七分钟便开车了，米夏匆匆忙忙与一群上车来的人乱挤，跑下去了。 

    那群吵杂的人也是一阵忙乱找座子，对号的票，竟会坐在我对面和右边两排。 

    “咦！是她呀！”一个披着鲜绿发闪光夹克的青年人叫起来。 

    彼此照了个面，发觉竟是第一天上古斯各来时一同住铺位的那一伙家伙。 

    “喂！喂！印地安姑娘，你好吗？” 

    “笛子吹出调来了没有？”我似笑非笑的答着。他们将我围住，恶作剧的戏笑起来，旁边两个他们一伙的女孩子，又是泥泞的鞋子就伸过来在我清洁的座位上一搁。“这是我的座位！”我拍一下将一个人的脚推下去。 

    “妈的！”那个女孩瞪我一眼，移坐到另一边去。这一团人不再找我，竟又围上了一个刚上车来卖玉米穗的极小印地安女孩嘘个不停。 

    那个小孩被一群金发陌生人吓得快哭了，一直挤不出去，胀红着脸拚命用篮子去抵挡。 

    “给她走好不好？” 

    用力扳开一个人的肩，拉过小孩子，叫她从另一边车厢下车，她提着重重的篮子逃掉了。 

    一场战争结束，双方成仇，面对面坐着都扳着脸。火车缓缓的开动了，这群人一阵鼓掌号叫，米夏匆匆赶过来，正好跳上车。 

    “咦！是他们——”米夏轻轻的说。 

    我叹了口气，不说什么。 

    这近四小时的车程想来是不可能安静了。 

    火车沿着乌日庞巴河慢慢的开，我坐在左边窗口，整个山谷中的农田、牛羊及花草看得清清楚楚。昨日力争要左窗的票子，卖票的人奇怪的问我：“你去对了？怎么知道那一边风景好？” 

    这一着是算中了，其它全都不对，那群讨厌的人会在我四周坐着便是自己不灵。 

    这条乌日庞巴河与整个古斯各附近的山谷用了同一个名字，由高原一直进入亚巴逊丛林，长长的奔流下去。火车缓慢的开着，那条河紧跟不舍，水面汹汹滔滔的竟起着巨浪，一波一波的互撞着，冒起了一阵镑的雾花来。天没有下雨，绿色的山谷和穿着自己服装的印地安人在田野里是那么的悦目而安然，一座座农舍的水准，比起厄瓜多尔那片同样的安地斯山高原来，又是好了很多。河水越走越高，那边座位的人挤到这一半来看大水，一只手臂压到我肩上来。 

    “哎唷！让开好不好？”我反身将人推开，又闹了一场。米夏看见那份乱，拿了相机跑到两车连接的外面去，不再进来了。 

    我怕那伙人趁机占下米夏的空位，赶紧脱了鞋子，穿着干净的厚毛袜，平搁在他的一边。 

    另一些远排的游客将面对面位子中间的一块板撑了出来，开始打桥牌。 

    我从车窗内伸出头去数车厢，铁路绕着山、沿着河走，一目了然是五节车子。一节头等，四节二等，位子全满了，三百七十个游客。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来回每人收二十美金，大概贵在火车太慢的理由上，一小时才走二十七八公里。玛丘毕丘是一座不语的废城，去看它的旅客却是什么样的都有，说着世上各色各样的方言。 

    随车服务员客气的给我送来了一杯滚热的古柯茶，付钱时顺口问他：“那条外面的河，在平常也是起巨浪的吗？”他想了一下，自己也有些犹豫：“好像没有，今天怪怪的！”天空晴朗得令人感激，趴在窗口尽情的吸入一口口凉凉的新鲜空气，一面向下边站着修路基的工人摇手。那条怒江，在有些地方咬上了铁轨，一波一波的浪，眼看将枕木下的泥沙洗了带去。 

    我挤到火车的门外去找站着吹风的米夏。 

    “看见一小段枕木下面是空的，水吃掉了下面的路基。”我有些忧心。 

    “不会怎么样的，天气那么好，说不定到了下午也不会有雨呢！” 

    我钉住远远山谷中一道印加时代便建着的石桥，火车开得极慢，总也绕不过它。 

    “刚刚的水位，在桥下第四块石基下，你看，现在涨了一块石头变成第三块泡在水里了！” 

    “你眼花啦！那会这么快嘛！”米夏说。 

    我想自己是眼花了，一夜未睡，头晕得很，跑进自己的两个座位，将毛衣外套做了枕头，轻轻的侧躺下来。那群旁边的人之中有一个犯了索诺奇，大声的抱住头在呻吟，我听了好高兴。 

    他的同伴们一样不给他安静，不知什么事情那么兴奋，一阵一阵哗笑吵翻了车厢。 

    “还不到吗？”我问经过的查票人，他说路基不好，慢慢开，雨季中要五小时才能到，平日三小时半。这条去玛丘毕丘的山路，前半段是有公车可通的，后半段五十公里便只有靠铁路了。 

    这样著名的遗迹，如果去掉来回十小时的车程，最多只在它的青峰上逗留两小时，那是太匆忙了。我决定看完了废城，下山住小村“热泉”，次日再上一次，傍晚才坐车回来。 

    除了雨具之外完全没有行李，所谓雨具，也不过是一方塑胶布而已，这样行路就省了许多座烦。 

    那片即将来临的废城，在瑞士作家凡恩·登尼肯的书中亦有过介绍；偏说全城的人神秘失踪，不是当年弃城而去，是被外太空来的人接走了。 

    这我是不相信的，不知倪匡又怎么想？ 

    信不信是一回事，偏在这条去见它的路上，想起许多热爱神秘事情的朋友来。 

    到了那儿，必要试试呼唤那些灵魂，看看他们来不来与我做一场宇宙大谜解。 

    想着想着，自己先就出神，慢慢在河水及水车有节奏的声中睡了过去。 

    睡眠中觉着脸上有雨水洒下来，哗一惊醒，发现是对面的人喝啤酒，竟沾湿了手指悄悄住我面孔上弹。我慢慢的坐了起来，擦一下脸。 

    对方紧张的等我反应，偏偏一点也不理他，这下他真是窘住了。 

    近五小时缓慢的旅程，便在与正面那排人的对峙上累得不堪的打发掉。 

    火车上早已先买下了抵达时另上山的巴士票，别人还在下车挤票，我拉了米夏已经上了最先的一班。玛丘毕丘尚在的山顶峰，车子成之字形开上去，这一段路，如果慢慢爬上去，沿途的奇花异草是够瞧的，只是我已失了气力。 

    “这段路只有铁轨，这些公车怎么飞过来的？”我趴在司机先生后面同他说着话。 

    “火车运来的嘛！”他笑笑。 

    “河呢？你们不用河运东西？”我反身望着山崖下仍在怒吼的乌日庞巴河，一片片河水还在翻腾。 

    “太危险了，不看见今天更是暴涨了吗？”开了二十分钟左右的山路，车子停在一片广场上，同车的一位导游先生先下车，喊着：“太阳旅行社的客人请跟我走，不要失散了！” 

    竟有人到了古斯各还不会自己来玛丘毕丘，实在太简单的事情了嘛！ 

    旅行团的人一组一组的走了，除了那条在二千公尺的高山上尚能望见的山谷河水之外，没有见到废城，而我们，的确是在目的地了。 

    跟着游人慢慢走，一条山谷小径的地方设了关口，入场券分两种，外国人五块钱美金，秘鲁人一块多。“怎么分国籍收费的呢？”我说。 

    “外国人有钱！”卖票的说。 

    “秘鲁人做这次旅行比较便宜，我们路费贵——” 

    “路费贵还会来，可见是有钱。”这是他的结论。那一片迷城啊，在走出了卖票的地方，便呈现在山顶一片烟雨朦胧的平原上。 

    书本中、画片看了几百回的石墙断垣，一旦亲身面对着它，还是有些说不出的激动。 

    曾经是我心中梦想过千万遍的一片神秘高原，真的云雨中进入它时，一份沧桑之感却上心头，拂也拂不开。“米夏，跟你分开了，不要来找我——”说着拿自己的那片雨布，便快步跑开去了。 

    大群的游客在身后挤上来，通向石城的泥路只有一条。我滑下石砌的矮墙，走到当年此地居民开垦出来的梯田中去，那些田，而今成了一片芳草，湿湿的沾住了裤管。快速的跑在游客前面，有尚没有被喧哗污染的石墙和没有屋顶的一间间小房子内绕了一圈。 

    整个废墟被碧绿的草坪包围着，那份绿色的寂寞，没有其他的颜色能够取代。 

    迷宫一般的小石径，转个弯便可能撞倒一个冒出来的旅人，不算气派大的建筑。 

    四十分钟不到，废墟跑完了，山顶的平原不多，如果再要摸下去，可能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书中的考证说，这个城市一直到十七世纪，都已证实是有人居住的，那么为何突然消失了呢？ 

    平原后面一座青峰不长一棵树的峙立在那儿，守护着这被弃的一片荒凉。 

    高岗的上面三五个印地安人，才见到游人的头顶冒上石阶，便吹弹起他们的乐器来。 

    我弯身，在乐师脚前的一个空罐里轻轻放下小铜币，赶快走了。 

    同火车来的人全涌进了石墙内，导游拚命想管住他的客人，一直在狂喊：“请走这边！请跟住我，时间有限——”我离开了城，离开了人，一直往另一个小山峰上爬去。在那一片雨水中，玛丘毕丘与我生了距离，便因不在那里面，它的美，方才全部呈现在眼前。 

    长长的旅程没有特别企盼看任何新奇的东西，只有秘鲁的玛丘毕丘与南面沙漠中纳斯加人留下的巨大鸟形和动物的图案，还是我比较希望一见的。 

    玛丘毕丘来了，旅程的高潮已到，这些地方，在几天内，也是如飞而逝。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么便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我坐在一块大石上，盘上了双脚。 

    这座失落的城市，在我的推测里，可能只是一座如同修道院一般的地方。 

    当年的印加帝国崇拜太阳，他们极少像现今墨西哥的古代阿斯塔人或马雅人，用活人献祭，可是族中最美最好的处女，仍然被选出来侍奉太阳神，关在隔离的地方。 

    如有重大的祭典和祈求，处女仍是要拿出来杀的。这座城镇的空茫，也许是慢慢没有了后裔方才完全没落的。 

    印加帝国的星象、社会组织、道路与建筑虽是完整，只因他们当年所用的是精密的结绳记事，已有契川话而没有文字，一些生活细节便难地考查了。 

    那么唱游诗人呢？吟唱的人必是有的，这座迷城为何没有故事？ 

    我深深的呼吸了几回，将自己安静下来，对着不语的自然，发出了呼唤。 

    另一度空间里固执的沉默着，轻如叹息的微波都不肯回给我。 

    “阿木伊——阿木伊——”改用契川语的音节在心中呼叫着：“来吧，来吧！” 

    众神默默，群山不语。 

    云来了，雨飘过，脚下的废城在一阵白絮中隐去，没有痕迹。 

    “咦……哈罗！”那边一个也爬上来的人好愉快的在打招呼。 

    原来是伊莲娜餐室中合用过一张桌子的加拿大人。“你也来了？”我笑着说。 

    “不能再等罗！这儿看完就去波利维亚！”“啊！这里好——”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自己一分心，跟来人说了些话，那份专注的呼吸便放下了。 

    就因这份轻松，那边的空间不再因我个强大内聚力的阻挡，微微的有了反应。 

    方要去扑捉那份异感，身边的青年又开始说话了。“这里有鬼，你还是下去吧！”我拉拉披在身上的雨布，慢慢的说。 

    听了这话他大笑起来，脱下了外套抖着沾上的雨，一直有趣的看着我。 

    “怎么样，一同下去喝杯咖啡吧？”他问。“不能——”我失礼的喊了出来。 

    “你先去，我一会便来，好吗？”又说。 

    “也好，这儿突然冷起来了，不要着凉啦！”那人以为是推脱他，赧然的走了。 

    细细碎碎的雨声撒在塑胶布上，四周除了我之外，再没有人迹。 

    有东西来了，围在我的身边。 

    空气转寒了，背后一阵凉意袭上来。 

    ——不要哭，安息啊，不要再哭了！ 

    啜泣和呜咽不停，他们初来不能交谈。 

    可怜的鬼魂，我的朋友，有什么委屈，倾诉出来吧，毕竟找你们、爱你们的人不多！ 

    云雨中，除了那条河水愤怒的声音传到高地上来之外，一切看似空茫宁静而安详。 

    我将自己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静坐了好久好久，雨雾过去了，淡淡的阳光破空而出。听完最后几句话，不敢让那边空间的灵魂为我焦急，收起了雨布便住山下跑去。 

    游人早都去吃饭了，迷城中稀稀落落的几只骆马在吃草。“米夏——”我叫喊起来。 

    “米夏——米夏——米夏——”山谷回答着我。在那座废城内快速的找了一遍，只有吹奏音乐的印地安人躺在石块上。 

    “看见了我的同伴没有？”我问他们。 

    “你是一个人来的呀！”你们说。 

    我跑着离开迷城，背后一阵麻冷追着不放。停下来再看了一眼阳光下绿野里的废墟，心里轻轻的说：“再见了！” 

    “不要悲伤，再见了！” 

    我又静了一会儿——灵魂，我的朋友们散去，肩上也不再冷了。 

    米夏根本就好好的坐在山谷外边的餐厅里吃中饭。“快吃！我们赶火车回斯各去。”我推推他快快吃光了的盘子，一直催着。 

    “不是今天去住‘热泉’的吗？” 

    “现在突然改了！” 

    “才三点钟吔！” 

    “火车要早开的，不等人啦！” 

    “你怎么晓得？” 

    “不要问啦？反正就是晓得了——” 

    眼看最后两班巴士也要走了，我拉起米夏来就赶。经过那个还在栏杆上靠着的加拿大人，我急问他：“你不下去？” 

    “也许坐六点半的那班火车——” 

    “请你听我一次，这班就走，来嘛！” 

    我向他喊，他摇摇头，我又喊了一遍，他仍是不动。“你神经了？跟你旅行实在太辛苦，行程怎么乱改的。”米夏跳上了公车，气喘喘的说。 

    “那个加拿大人没有走？”我回身张望。 

    “他的自由呀！” 

    “唉！傻瓜——”我叹了口气，这才靠了下来。巴士停了，我跑去购票口要火车票，回程给我的，竟是来时同样的座号。 

    三点二十分，铁轨四周仍是围了一大群游客在买土产，不肯上车。 

    “上来吧！他们不通知开车的！”我对一组日本家庭似的游客叫着，他们带了两个孩子。 

    “还有二十分钟！”下面的人说。 

    “你急什么呢？”米夏不解的说。 

    便在这时候，火车慢慢的开动了，连笛声都不鸣一下就开动起来。 

    下面的人一片惊呼，抢着上车，好几个人追着火车跑，眼看是上不来了。 

    我趴在窗口怔忡的注视着河水，它们的浪花，在河床中冲得已比岸高。 

    “我睡一会儿，请不要走开！” 

    对米夏说完了这话，再回望了一眼青峰顶上的那片高地，靠在冷冷的窗边，我合上了眼睛。



 逃水—雨原之四

    这一回，对面来的是个妇人，坐稳了才惊天动地的喘气，先骂火车不守时间早开，再抱怨一路看见的印地安人脏，最后又干脆怪起玛丘毕丘来。 

    我闭着眼睛不张开，可是她说的是利马口音的西班牙文，不听也不行。 

    朦胧中开了一下眼，对座的脚，在厚毛袜外穿的竟然是一双高跟凉鞋，这种打扮上到玛丘毕丘去的实在不多。“你说我讲得对不对？”雨伞柄敲敲我的膝盖，原来跟我在说话。 

    我抬起头来，对这短发方脸，涂着血红唇膏的妇人笑笑，伸了一下懒腰，也不回答什么。 

    她的旁边，一个亦是短发浏海的时髦女孩自顾自的在吃苏打饼干，不太理会看来是她母亲的人。 

    “累吧？”那个妇人友善的看着我，一副想找人讲话的样子。 

    “又累又饿！”我说。 

    “为了那一大堆烂石头跑上一天的路，实在划不来，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下次再也不上当了——”她的声浪高到半车都听得见。 

    “吃饼干吗？”那个女孩对我说。 

    我拿了一片，谢了她。 

    “你呢！”又去问米夏。 

    “啊！谢谢！” 

    四个大人排排坐着吃饼干，看不去有点幼稚园的气氛，我笑了，趴到窗口去看风景。 

    车子开了只短短一程慢慢的停了下来。 

    “怎么了？”那个妇人最敏感，倒抽一口气，一片饼干咬了半边，也停了。 

    “会车！”我说。 

    “会什么车？这条铁路只有早上来的两班，晚上去的两班，你乱讲——”收短的雨伞又来敲我的膝盖。“紧张什么嘛！”身边的女孩瞪了她一眼。“是你母亲？”我笑着问。“姑姑！歇斯底里——”她摇摇头。 

    因为车停了，一半的人乱冲下铁轨，举起照相机，对着那条已是巧克力色，咆哮而来的愤怒河水拍起照来。“看那条河，不得了啦！”那个妇人指着窗外，脸色刷一下变了。 

    “整天只下了一点小雨，河能怎么样嘛！”她侄女看也不看，又塞了一片饼干。 

    车下的人孩子似的高兴，左一张右一张的拍个不停，米夏也下车去了。 

    我经过一节一节车厢，走到火车头上去。 

    车停着，司机、列车长、随车警察和服务员全在那儿。“怎么突然停了？”我微笑着说。 

    他们谁也不响，做错了事情一般的呆立着，那份老实，看了拿人没办法。 

    “是不是河水？”我又问。 

    也不置可否，脸上忧心忡忡的样子。 

    “三十多公里外的那道桥，可能已经漫水了。”终于开口的是一位警察。 

    “开到那里再看嘛！”我说。 

    “这边路基根本也松了。”讷讷的答着，竟是骇得要死的表情。 

    车外一片河水喧哗的声音，游客红红绿绿的衣服，将四周衬得节日般的欢喜起来。 

    “预备将我们这三百多个乘客怎么办？”我对着他们。“不知道！”慢慢的答着，完全茫然了。 

    窗外的人，不知事情一般的跳上跳下，扳住车厢边的横柄做起游戏来。 

    “再等下去，这儿也可能上水！”一个警察说。我抬头望了一眼左边的峭壁山脊和右边的河，再看看天色——只是四点不到，已经山雾蒙蒙的了。挤过头等车厢，那个身材高大的导游无聊的坐着抽烟，彼此瞄了一眼，不肯打招呼。 

    在玛丘毕丘山顶的时候，这位西语导游带着十几个客人在看一条印加时代运水的小沟，我从他正面走来，眼看石径太小，不好在他讲解的时候去挤乱那一团人，因此停了步子。没想到这个竟然也停了说话，瞪住我，脸上一片不乐：“有些人没有付钱参加旅行团，也想听讲解，是无耻的行为！”“您挡在路中间，我怎么过去？”我大吃一惊，向他喊起来。 

    “那么请你先过，好吗？”他仍怒气冲天的对着我，态度很不好的。 

    “过不过，如何过，是我的自由。”说着我靠在墙上干脆不走了。 

    有了一次这样的过节，再见面彼此自然没有好感。回到自己的车厢去，只有伊达，那个妇人，独坐着在咬拽甲。 

    “你去问了？”她又先倒抽了一大口气，紧张万分的等我回答。 

    “河水有些太高，他们停一停再开。”我笑着说。不吓她，她其实也已先吓倒了。 

    起码伊达比车下那些宝贝灵敏多了。 

    “我们怎么办？”她张大眼睛望着我。 

    “等一会儿再说了！”我也坐了下来。 

    等到六点左右，眼看对岸低地的牛羊与草房整个被水所吞掉，只是一些屋顶露在水面。 

    房舍里的人一个也没有看见。 

    本来尚是嘻笑的人群，沉静茫然的望着越压越重的天空，车内一片死寂。 

    忍不住又去了一次车头，穿过一节车厢，发觉有两个小孩子趴在父母的身上睡了。 

    头等车中白发高龄的外籍游客很多，他们听不懂话，焦急的拉住过往的人打探消息。 

    “我们现在在哪里？”指着火车头内贴着的一张旧地图问司机。 

    “才这儿？”他指指前面的一小段。 

    “接不上公路？” 

    “过桥再二十多里就有路了。” 

    “慢慢开过去成不成？” 

    “除非很慢，还是危险的。” 

    “停在这儿地理情况不好，水涨了除非上火车顶，那边的峭壁是爬不上去的。” 

    “我跟列车长商量一下再说。”他擦了一下汗水，也紧张得很。 

    过了一会儿，车子极慢极慢的开动起来。 

    天色昏暗中，我们丢掉了泛滥的河，走到一片平原上去，车内的人一片欢呼，只有伊达与我仍是沉默着。“还要再来的，那道桥——”她喃喃的说。那道桥，在缓慢的行程里总也没有出现。 

    窗外什么时候已经全黑的，寒冷的雨丝刷刷的打着玻璃。另一节车内一个小孩子哭闹的声音无止无休的持续着，做父亲的一排一排问着人：“请问有没有阿斯匹灵，我的孩子发烧——” 

    没有人带什么药，大家漠然的摇着头，只听见那个声音一遍又一遍的向前车远去。 

    “桥来了！”我趴在窗口对伊达说。 

    她扑到窗边，看见那涌上桥基的洪水，呀的叫了一声，便躺在椅上不动了。 

    “停呀！！”全车惊叫的人群乱成一团。 

    那条长桥，只有桥墩与铁轨，四周没有铁栏杆，更没有再宽的空间。 

    先是火车头上去，然后再是头等车厢，我们在的是第三节。 

    车子剧烈的抖动起来，晃得人站不稳，车速加快，窗外看不见铁路，只有水花和汹滔的浪在两旁怒吼。我趴在窗外静静的回望，第四五节也上来了，火车整个压在桥上，车头永远走不到那边的岸。 

    “阿平——”米夏在我身后，两只手握上了我的肩。我望了他一眼，脸色苍白的。 

    车头上了岸，这边拖着的车厢拔河般的在用反力，怎么也不肯快些被拖过去。 

    那一世纪长的等待，结束时竟没有人欢呼，一些太太们扑到先生的怀里去，死里逃生般的紧紧的抱着不肯松手。峭壁，在昏暗的夜里有若一只只巨鸟作势扑来的黑影，那兽一般吼叫的声音，竟又出现在铁轨的左边。 

    穷追不舍的河，永远没法将它甩掉，而夜已浓了。喘着气的火车，渐行渐慢，终于停了。 

    “怎么又停了！” 

    方才安静下来的伊达，拉拉毛衣外套，挣扎着坐直，茫茫然的脸上，好似再也承受不了任何惊吓，一下变成很老的样子。 

    铁轨边是一个小小的车站，就在河水上面一片凸出来的地方建着，对着车站的仍是不长树的峭壁荒山。天空无星无月，只有车灯，照着前面一弯弧形的冰凉铁轨。 

    司机下了车，乘客也跟着下，向他拥上去。“今晚一定要回古斯各去！”伊达一拍皮包，狠狠的说。她的侄女兴致很高的爬上车回来，喊着：“没希望了！前面山洪暴发，冲掉了路基，空悬着的铁轨怎么开呢！”“都是你这小鬼，雨季里拖人上古斯各，好好的在利马舒舒服服过日子，不是你拚命拉，我会上来呀！”她哗哗的骂起侄女来。 

    二十二岁的贝蒂也不当姑姑的话是在骂她，伏身到我耳边来说：“不走最好，我喜欢那个穿绿夹克的青年，快看，窗下那个绿的。” 

    我知道她在指谁，就是那一群同车来时对面位子上的嬉痞之一嘛！ 

    “趣味不高！”我开她玩笑，摇摇头。 

    “你觉得他不好看！”追问我。 

    “脸是长得可以，那份举止打扮不合我意。”“也好！我倒是少了个情敌。”她笑嘻嘻的半跪在椅子边。“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讲悄悄话！”姑姑又叫起来，一手放在胸前。 

    “九点半，晚上！”贝蒂耸耸肩，又下车去了。“米夏，也下去听消息，拜托！” 

    米夏顺从的走了，好一阵没有回来。 

    “替你盖着吧？”天冷了！我拿出蹦裘来，坐到姑姑身畔去，一人一半罩在毡子下。 

    手电筒光照射下的人影，一个个慌张失措。下面一阵叫喊，人们退了，有的跳上小月台，有的回了车厢。 

    “怎么了？”我问一个经过的人。 

    “水来了，一个浪就淹掉了这片地。” 

    身边的伊达闭上了眼睛，圣母玛利亚耶稣的低喊，一直在祈祷。 

    米夏过了很久才上车，我翻他放照相机的袋子。“明明早晨出门时塞了一板巧克力糖在你包包里的，怎么找不着呢？”低头在暗中一直摸。 

    “我吃掉了！”他说。 

    “什么时候吃的？”我停了摸索。 

    “刚刚，在月台上。” 

    “米夏，你早饭中饭都吃了，我——” 

    他很紧张的在黑暗中看着我，一只手慢慢放到后面去。我一拉他，一只纸杯子露了出来，杯底荡着喝残的咖啡。“这个时候，哪里有热的东西吃？”我惊问。 

    “月台旁边那家点蜡烛的小店开着在做生意——”“怎么不知道自己先喝了，再买两杯来给伊达和我？”我摇着头，瞪了他一眼。 

    “再去买？”商量的问他。 

    “没有了！卖完了！” 

    “卖完了——”我重复着他的句子，自己跳下车去。浅浅的水，漫过了铁道，四周一片人来人往，看不清什么东西，只有月台边的小店发着一丝烛光。我抱着三杯咖啡，布包内放了一串香蕉、四只煮熟的玉米出了店门，月台下挤着那群嬉痞，贝蒂的身影也在一起靠着。 

    “贝蒂，过来拿你的一份！”我叫起来。 

    她踏着水过来接，脸上好开心的样子。 

    回到车上裤管当然湿了，分好了食物，却是有点吃不下，一直注视着渐涨渐高的水。 

    已是十点一刻了。 

    车站的人说，打了电话到古斯各去，要开汽车从公路绕过来接人。 

    问他们由古斯各到这个车站要多久时间，说最快两小时，因为沿途也在淹水。 

    两小时以后，这儿的水是不是齐腰，而那公路的好几道桥，水位又如何了？ 

    漫长的等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寒夜的冷，将人冻得发抖。 

    十一点半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不知在黑暗中坐了多久，下面一片骚乱，贝蒂狂叫着：“来了一辆卡车，姑姑快下！” 

    我推了伊达便跑，下了火车，她一腿踏进冷水中，又骇得不肯走了。 

    “跟住我，拉好伊达！”我对米夏丢下一句话，先狂奔而去。 

    许多人往那辆缓缓开来的卡车奔着，车灯前一片水花和喊叫。 

    “后面上！不要挤！”车上的司机叫着，后面运牛羊的栅栏砰一下开启了。 

    人潮狂拥过去，先上的人在里面被挤得尖叫。我根本不往后面跑，一溜烟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将右边的门一锁锁上，这才想起伊达他们来。 

    米夏在一片混乱的黑暗中张望了几次，找不到我，跑到后面去了。 

    我不敢大叫，又溜下了位子，跑下去一把捉住他说：“上前面，伊达和我可以坐司机旁边！” 

    “噢！我不能坐卡车，一生没有坐过卡车啊！”伊达叫喊挣扎着。 

    “这时候了你还挑什么？”我用力将她往上推。“贝蒂呢！贝蒂不在了！”又不肯上。 

    “她有人管，你先上！”我知她爬得慢，怕人抢位子，一下先滑进了司机位，才拉伊达。 

    “哟！哟！这种车我怕啊！”她的喊叫引来了疯狂住后面卡车上挤的人群。 

    锁住右边的玻璃拚命被人敲打着，我不理他们。“我们是有小孩子的！”一个男人冲到司机一边来强拉我下去。 

    听见是有孩子的父亲，一句也不再争，乖乖的下来了。那个外籍游客，推进了太太、小孩和他自己，司机用力关上后面挤得狂叫的木栅栏，跑上他的座位，喊着：“快走吧！公路的桥也撑不住啦！” 

    一阵巨响及水花里，那辆来去匆匆的卡车消失了。“都是你，讨厌鬼！都是你！”贝蒂向姑姑丢了一个纸杯子，狂骂起来。 

    “孩子，你姑姑一生过的是好日子，那里上得了那种车！”伊达站在水中擦泪。 

    “下一辆车再来，我们快跑，伊达不管她了！”我轻轻对米夏说。 

    “他们刚刚讲，就是有车来接，也是旅行团导游的车，铁路是不负责叫公车的，我们没有参加团体的人不许上——”米夏说。 

    “什么？什么？你听对了？”我问。 

    “不知对不对，好像是这么说的。” 

    黑暗中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一辆卡车的来临激起了他们人们的盼望，三百多个男女老幼，都不再回火车，泡在渐渐上涨的冷水中静静的等待着。 

    雨水，又在那个天寒地冻的高原上撒了一天一地。我看了一下地势，除了火车顶和车站的平台上是可以避水之外，那座大石山没有绳索是上不去的。小店中的一家人，扛着成箱的货品，急急的踏水离去，那一小撮烛光也熄灭不见。 

    通往公路的那条泥路有些斜坡，水尚没有完全淹住它，再下去是什么情况完全不知道。 

    这便是所能看见的一切了！ 

    河，在黑暗中看不见，可是膝下冰凉的水，明明一分一秒在狂涨。 

    已经上膝盖了。 

    远处有着不同于河水的声音，接着灯光也看见了，一辆小型的迷你巴士在人们开始狂奔向它的时候，停在斜坡上不肯下来。 

    “宇宙旅行社的客人，手拉手，跟着我，不要散开了——”一个说瑞典话的导游跳上了车，霸住车门不给挤过去的人上。 

    真是只有旅行团的人才能上？我便不信那个邪。才上了十一个人，明明车厢内的光大亮着，后面的位子全空，那辆车撞下水，趁着人群惊叫散开的时候，快速的在铁轨上倒了车，一个急转弯，竟然只载着十一个客人跑了。“喂！！混账！”我追着去打车子，水中跑也跑不快，连腰上都已湿了。 

    “我不懂——”我擦擦脸上的水，不知要向谁去拚命。大雨倾盆中，又来了一辆小巴士，一阵扭打哄乱，上去的竟又只是十几个游客，还是没有坐满，那辆车子根本没有停，是导游推着整团手拉手的游客追车上去的。车上另有一位男车掌把门，他们居高临下，占了优势，下面的人要爬进去不太可能的。 

    听说一共来了四辆车，想不到都是小型的，更想不到他们竟然如此处理事情。 

    “再下一辆我要冲了，跟不住我就古斯各再见面，照相机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要当心！”我对米夏说。“echo，我们一起的，我们在一起——”贝蒂跑上来站在我身边，伊达跄跄跌跌的也来了。 

    “等会车一来，如果我先上了，挡住车门时你就抢，知不知道！这些导游车掌都婊子养的混帐！”我说着。已经十二点半了，水好似慢了些，铁路工作人员一个也没走，提着煤气灯出来给人照路。 

    “不是大家要抢，你们也得管管事情，刚才那种空车给他们跑掉，是你们太懦弱——”我对一个随车警察说。一般的人都沉默着，可怜的另一对父母亲，背上怀里掮着两个孩子，也站在黑黑的水中。 

    车又来了，看见远远的灯光一闪，就便开始往斜坡上狂奔而去。 

    那群太阳旅行社的人串成一条链子，突然成了全部抢车的敌人，彼此挤成一片。 

    车掌开了门，导游跳上去了，有人抢着上，他便踢。旅行团的人上了全部，才十四个，我紧紧挤在后面，车门尚未关。已经抓住了门边的横杠。 

    “你不是的，下去——”那个与我有过过节的导游惊见我已踏进了门，便用手来推。 

    我一把拉住他的前襟，也不往上挤了，死命拖他一起下去，车门外便是人群，人群后面那条疯狂的水。“我们不走，你也别想走——”我大喊着，他怎么挣扎，都不放他的衣服，拚命拉他下水。 

    “要上来可以，先给五千块。”他吓住了，停了手，车子看见门关不上，也停了。 

    “要钱可以，先给人上——”我又去推他。“下面的人还不去挡车子。”我叫起来。 

    人群涌向车头，导游一慌，我跑上了车。 

    他又跑去挡门，米夏扳住门把，上了一半。“给他上来呀——”我冲去门边帮忙，将那人抵住米夏前胸的膝盖狠命往后一拉。 

    米夏上了车，我拚命的喘气，眼看前例已开，车头又被挡住了，这一回他们跑不了。 

    门边的伊达哭叫起来，她就是太细气，还没来得及上，车门砰一声关上了，一个坐在第一排的游客，马上把的那片锁拍一下扣住了。 

    “走——”导游催着司机，那辆王八蛋巴士，竟然往人群里真压过去。 

    “疯啦！”我脱下蹦裘，丢在一个空位子上，奔到司机座又去扭打。 

    “是不是人！上帝惩罚你们下地狱去！是不是基督徒——”我上去拍司机的肩，狂骂起来。 

    说起宗教，这些人还是被抽了一鞭，他们全是天主教徒——也就是我西语中的基督徒。 

    “太太，这是旅行团包的车，你不讲理——”“我不讲理？车上全是空位，你们让下面的人泡在水里，眼看路要断了竟然不救，是谁不讲理？” 

    说着我一溜就跑到门边去开门扣，扣柄开了，门扭在司机旁边控制中，无法打开。 

    “开门！”我叫着。 

    “让你上来了还要吵，要怎么样？下去！”导游真生气了，上来双手捉住我就往外推。门开了，这次我拉不住他的衣襟，双臂被他铁钳般的大手掐得死死的。 

    眼看要被推下车，下面的人抵住我，不给我倒下去。“帮忙呀！”我喊了起来。 

    便在这时候，车内坐着的一个黑胡子跳了过来，两步便扳上了导游的肩。 

    “混帐！放开她！”一把将我拉进车。 

    导游不敢动他的客人，呆在那里。那个大胡子门边站着，车又开动了。 

    “别开！”一声沉喝，车不敢动了。 

    “请不要挤！那边抱孩子的夫妇上来！老先生老太太，也请让路给他们先上！”他指挥着。 

    人潮放开了一条路，上来的夫妇放好两个小孩子在空位上，做母亲的狂亲孩子，细细的低泣着。 

    另一对白发老夫妇也被送上来了。 

    伊达、贝蒂全没有上，我拚命在人群里搜索着她们，雨水中人影幢幢，只看见那件绿色的夹克。 

    “什么我多管闲事，这是闲事吗？你们秘鲁人有没有心肝——”那边那个大胡子推了导游一把，暴喝着。“不要吵啦！快开车吧！”车上其他的客人叫着，没有同情下面的人，只想快快逃走。 

    “不许开！还可以站人。”我又往司机扑上去。那时车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车掌最后还踢了挂在门上一个人的前胸。 

    一个急转弯，车子丢开了乱打着车厢的人群，快速的往积水的公路上奔去。 

    我不闹了，呆在走道上，这时车内的灯也熄了。“阿平，你坐下来——”米夏什么时候折好了我丢掉的蹦裘，轻轻的在拉我。 

    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很快很开了。那边的大胡子走过来，在我面前的空位子上一靠，长叹口气，也不闹了。 

    掏出一包半湿的火柴来，发抖的手，怎么样也点不着烟。“请问那里来的？”前面的那人问我。 

    “中国，台湾，您呢？”我说。 

    “阿根廷。”他向我要了一只烟，又说：“讲得一口西班牙话嘛！” 

    “我先生是西班牙人。” 

    明明是过去的事情，文法上却不知不觉的用现在式。长长的旅途中，头一回与陌生人讲出这句话来，一阵辛酸卡上了喉头。便沉默不说了。 

    雨水哗哗的打着车厢，车内不再有任何声息，我们的车子过不了已经积水的公路桥，转往另一条小路向古斯各开去。清晨四点钟方才到达吉斯各。 

    一个一个游客下车，到了我和米夏，导游挡住了路：“一万块！” 

    “答应过你的，不会赖掉。” 

    在他手中放下了两张大钞。 

    “钱，不是人生的全部，这些话难道基督没有告诉过你吗？”我柔和的说。 

    他头一低，没敢说什么。 

    “回去好好休息吧！”米夏窘窘的说。 

    “什么休息，现在去警察局，不迫到他们派车子再去接人，我们能休息吗？”我拖着步子，往警局的方向走过去。注：那一日的大水，失踪六百个老百姓，尸体找到的只有三十五具。 

    掉在车站的那两百个游客，终被警方载回了古斯各。铁路中断，公路亦完全停了，那些留在玛丘毕丘山区中没有下来的旅人，在我已离开古斯各坐车下山去那斯加的时候，尚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附录　飞越纳斯加之线

    飞越纳斯加之线米夏小型飞机终于从崎岖不平的碎石跑道上起飞了，飞进沙漠的天空，早晨的空气清凉又干爽。我心里在想：“又要飞了。”又飞了，不过，这一趟空中之旅就是不一样。自从三毛和我去年离开台湾，我们曾经飞过千山万水，飞越过成千上万各有悲欢离合的芸芸众生。 

    每一次在飞机降落之后，我们刚刚才看清楚一片新土地，也才揭开这片土地的一点点秘密，不过，只有一点点。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不足以完全了解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乡在内。时间过的太快，我们还没准备妥当，就又要上飞机了。 

    我坐在驾驶员的旁边，小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在胸前划十字，我心里就在想：“这一趟一定跟以前不一样。”他的举动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由于这趟旅程的终点充满了神秘色彩，驾驶员的举动倒很适合这种气氛。 

    “纳斯加之线嘛！”三毛说。 

    “什么线？”我回问三毛。在我们前往秘鲁途中，三毛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有名的古迹。 

    “我们马上就要到秘鲁了，难道你对南美洲最令人不解的谜竟然一无所知吗？” 

    “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玛丘毕丘，印加帝国失落的古城，对不对？” 

    “不对啦，那是一个废墟，是印加人过去居住的地方，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放弃了那个城市。我现在说的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解开的谜。” 

    “什么谜？” 

    “你没有看过登尼背（von daniken）的书，还是根本没听说过他的书？” 

    “谁的书？”我问。她每提一个问题，我就愈发觉得自己没知识。三毛看过不少杂书，她看西班牙文、德文书，当然还有中文书，虽然她自谦英文不行，但无损于她阅读英文作品。三毛不仅看书，而且过目不忘。 

    她不仅看书过目不忘，她对看到的东西，吃过的东西，在那里吃，跟谁一起吃的，以及价钱多少，都有很好的记性。有一天，她真令我大吃一惊，她能记得十一年前住在芝加哥时香肠卖多少钱，并且拿来跟利马市华埠香肠的价钱相比。 

    在这次旅行中，我不只一次觉得自己像上笨瓜，这个中国女孩子总会问出一些我从未念过或记不得的事情。三毛像老师教笨学生一样，很有耐心地向我解释：“登尼肯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谈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未解开的谜，他认为这些奥秘与地球以外的生命有关。”“我不是从他的书里第一次听说纳斯加之线，但是，我看了他的书以后，就很想到秘鲁观光，亲自看一看。”又说。飞机把我带到了纳斯加这个绿州小城的上空，“亲自看一看”这句话还在我的脑际回响。纳斯加座落在秘鲁南方的大沙漠中。 

    从空中看，这个小城像一个绿色的岛，大片的荒漠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的山脉，只有这一小片绿色。在我们的脚下，一天的作息刚刚开始。一个女人在井边洗她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座泥屋升起了袅袅炊烟。一对父子已经带着工具骑自行车上工了，母亲和儿媳妇留在家里。一屋又一屋，一街又一街，到处都有日常的活动。在我这趟飞行中，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把我跟我熟悉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离。 

    飞机飞过城中心的时候，我往下看那家旅馆，三毛想必还在床上休息。 

    “实在是不太对。”我觉得，“她才应该在飞机上，去看沙漠中的那些神秘的巨大图案，不该由我去。”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三毛竟不能去看这些神秘的古迹，她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是南美洲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一景。说实在的，她已无法上飞机。在前往纳斯加途中，三毛开始晕车，因为长途公车在秘鲁崎岖的道路上行驶，颠得厉害。 

    公车愈往前行，她晕得愈厉害。几个小时她都默默不语，一手按在头上，一手按着肚子，后来，她喘着气说：“我晕得好像要死了！” 

    “我们下一站一定要下车！” 

    “不行！” 

    “但是，你病得很重，不能再走。” 

    “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到纳斯加。”三毛很坚决地说。这是她典型的个性。一旦她下定决心，什么事阻止不了她达到目标。 

    经过大约五百公里的折磨，深夜里我们终于到了纳斯加。感谢上天，公车站附近有一家旅馆，我们住进去的时候，三毛已经十分虚弱了。 

    “米夏，我告诉你，我真的病了。”我扶她进房间的时候，她很痛苦的说。 

    “吃一点药，好好休息。” 

    “明天我不能飞了。”三毛有气无力的说。“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我知道她累商了，身上有病痛，但是，我认识中的三毛不会就此罢手。“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今晚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我不行。” 

    “可是，你盼望了那么久，跑了那么远的路。”我表示不平。 

    “别傻了，你今天已经看到我在公车上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坐那架小型飞机飞上天。我会晕死。” 

    “我们能不能买些什么药来？” 

    “以前试过所有这一类的药，没有一种管用。即使到兰屿，只坐很短时间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我也快要死了。”“那你为什么要到纳斯加来，你明知纳斯加之线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 

    “我以为我可以勉强自己，可是，经过今天在公车上的情形以后，我知道我在空中支持不到五分钟。”三毛深深叹口气，“你走吧，让我休息！” 

    飞机飞过旅馆上空，我希望她好好休养。我还是不相信她竟会放弃这个机会，不过，我知道，她一定达到了体力的极限，才会忍痛这样决定的。 

    仰望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我不禁要问，上天何其不公，为什么世间一个意志最强的女子，身子却经不起风霜。没有多久，我们已经离开纳斯加很远。我们还要在荒凉的沙漠上空再飞二十二公里，才能看到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所留下的巨大创作。 

    “你是哪里人？”有人用西班牙话问我。一上飞机，我就专心在想缺席的三毛，还没留意到飞机上其他的人。 

    我朝说话的人望去，看到驾驶员笑着跟我招呼。“美国人，”我用非常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你呢？”“我是秘鲁人，不过，我母亲是意大利人，我父亲是法国人。” 

    我很想多问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无奈我的西班牙语已经技穷，只好笑笑，大家都没再说话。 

    其他的座位上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用德语交谈，虽然我是第三代的德裔美国人，可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我觉得我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我像我与地面上的人相隔甚远，既然没有交谈的对象，我就设想，如果是三毛，而不是我在飞机上，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她的西班牙语和德语都说得很好，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让人如沐春风。任何人如果跟三毛聊过五分钟，一定会念念不忘。她讲话就像玫瑰在吐露芬芳。在这趟单独飞行之前，我体会不出如果没有我的老板娘，这趟南美之行就不够圆满。 

    沙漠很快就越过了，在破晓的阳光中，展现出一片到处都是石头的不毛之地，有一种寂静的美。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驾驶员说。他指向第一道线，我赶紧把照相机准备好。在我们底下，有一块绵延好几公里，至少有半公里宽的广大地区，看起来像飞机跑道。 

    这条地带的边缘很平、很直，好像是用建筑师的直尺画出来似的。在界线以内的表面地区，没有任何石头，而且很平滑，与周围崎岖及多石块的沙漠恰成对比。一个甚至没有文字的农业文化，怎么会有这种技术造出这么庞大、这么精确的地界标呢？ 

    这是登尼肯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理论作为答案，他认为，纳斯加文化（在公元八百年达到颠峰，大约比印加帝国的兴起早四百年）不可能有足够的技术造出这样的地界标。登尼肯推论的结果是，这些纳斯加之线是地球以外生物的杰作，他们把这片沙漠当作降落的场所。 

    这只是一个理论而已，而且很难证明是否正确。无论是谁铺的，这些线铺了许多。有些铺成长方形，有些是三角形，有些线成直角交叉。 

    我们飞越的是一个布满了几何图形的沙漠，而且不知这些图形是怎么来的，可是，这还只是纳斯加之谜的一半。驾驶员指向地面，用英文说：“monkey（猴子）。”然后把机身急转，让我们仔细看清刻在沙漠中的巨大图形。图形很简单，看起来像是出自儿童之手。 

    沙漠中这一块地盘变成了动物园。我们飞越过鸟、鱼、蛇、鲸鱼、蜘蛛、狗，甚至还有一棵树的图案。这些图形最令人惊讶之处是体形庞大。其中有一只鸟，翅膀超过一百公尺。没有空中鸟瞰之助如何能刻出这些图形？为什么要刻这些图案？这是迄今仍未解开的谜。我们飞过一个小小的观测塔，此塔是由德国女子玛丽亚·雷奇所建，她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研究这些奥秘。不过，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她只做了一个结论——这些庞大的线和动物图形可能是巨大天文历的一部分。她并且认为，这些线大约是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所建，远在纳斯加文化出现之前。 

    直到今天，雷奇和登尼肯都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因此，纳斯加之线之谜仍然无人能解。 

    我们的飞机在这个谜团的上空再盘旋几圈，让我们看这些动物和跑道最后一眼，然后飞回纳斯加。我们默默地离开这片沙漠，奥秘仍未揭开，只有山边一个由不知来历的古人所刻的巨大人形，在那里永久守望着迄今仍未解开的纳斯加之线之谜。 

    三毛注：米夏并未在文中说明，其实在赴纳斯加之线以前，已在秘鲁全境做了近六十小时的长途公车之旅，因此，力不继，未能到空中去。不是晕车五百公里，是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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