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中国经济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一个“新常态”放缓时期，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然而近来，因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导致的国内与世界经济的下滑，诸种因素叠加，使得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国内外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刊登企业家陈天庸先生日前在法国人文之家“全球研究院”所做的一个讲座的整理文稿，从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谈及了他的看法，有很多独特的视角与信息，相信对读者，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了解认识中国的真实经济状况，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都会很有所帮助）。
主要观点
1.小微企业形成产业链，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 产业链是个生态，相对高效稳定，但如果外迁后，基本无法原地重建。
2.真正损害中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内因：
除了2008年起国企扩张挤占民企生存空间，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下降外，国内有三项政策为害最烈：
1.）长期以来对沿海地区工业用地供应严格控制。
2.）2017年至2019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拆违。
3.）2016年开始的环保风暴。这是一个政权对自己国家经济的自残蠢举。
（目前这些政策已部分纠偏，但民营企业元气已伤，只要政府管控经济的思路不变，经济恢复很难。自2016年到2020年底，全国将增加二亿失业人员。） 外因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中方应对失措前倨后恭。如日欧跟进，中国制造业将丧失竞争优势。
3.中国经济的虚与实：
中小微民企产值瞒报，大的民企虚报多报，国企资产水份最多。
4.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取决于内外两方面。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有一定灵活性，中国内部以上影响中国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地控制、拆违、环保风暴政策已在调整，但企业综合受到的政府干预与税收负担很难减轻，因为政府控制一切的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没有调整。
中国外部的经济形势在恶化。港版国安法加剧了外资、外需转移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比上年至少萎缩15%以上。少了外贸收入，国民购买力只会更差，内循环是回到老路。 继续扩大公共投资只会加速消耗中国经济实力。
中国只有政治改良，经济才能维持与发展。
5.对民企少管少干预少折腾就是最好的政策。
真正实行县域自治，经济必能增长。
演讲正文
谢谢各位！我首先要说明二点：
一是中国是个与整个欧洲差不多大的国家，目前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人口多的省，超过一亿人。中国东部沿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与欧洲与非洲的差距差不多大。中国西部地区一直靠中国东部地区的税收转移支付来维持。据说中国中央政府每年要向新疆转移支付4000亿人民币。没有东部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中国政府就无法实现有效管理。因此我这里说的中国经济，主要是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
二是我讲的数据，主要根据我本人与中国温州及上海企业经营者交往中了解到的情况，我本人所作的大概估计，并没有具体的调查统计，因此不是严谨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我本人相信，我的估计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我讲四个方面：
中国中低端民用商品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在正常市场竞争情况下很难被世界其他国家超越，这方面的中国制造业韧性很强。这种优势其他国家靠市场竞争很难取胜。
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1.规模效应。
2.集群效应。
解释：
第一个规模效应容易理解，中国是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一些生活日用消费品，不论穷人富人都是离不开的，在中国国内就有很大的市场，企业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摊薄成本。
如在我家乡中国温州，制造打火机的工厂，前几年一个打火机零售才卖一元，利润不到人民币一角钱，还要由不同生产环节的很多企业分配，每家打火机配件企业从一个打火机零部件上挣的利润不到一分钱，但靠巨大的销量，仍然能够生存，中国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已占据了全球绝大部分市场。
中国温州及福建石狮等几个服装生产区域，仅专门做童装的企业，一年产值从几百万元到上亿元，至少上千家。中国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摊位一年批发量几千万元的很普遍，义乌市政府官方公布说2019年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年交易量4500亿元，实际交易额可能更高。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设一个摊位，只为展示样品，获取订单，从生产、销售发货都没有通过义乌，真实交易额是很难统计的。
有规模就有效益，这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
第二个优势是集群效应。即一个村镇通常只生产一种产品，但在村镇范围内具备制造该产品的完整配套产业链，各个零部件生产企业之间的物流距离仅几百米到几千米之内，象是在一个大工厂内生产，协作效率高，综合成本低。
中国沿海地区至少有几百个至上千个各自生产不同产品的专业集群乡镇。我的家乡温州就曾经有专门做皮鞋、女式服装、童装、袜子、箱包、羊毛衫、打火机、不锈钢器件、水龙头、阀门、水泵、低压电器等几十个专业村镇。
集群形成原因：
这是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在毛统治下穷怕了，但通过华侨等渠道，民众知道正常社会美好生活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发财欲望。而中国沿海地区人口稠密，住房密集，我站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看清楚邻居家在干什么，民众互相沟通学习仿效，极为方便，于是往往一个邻居学会生产一样产品，邻里间就有很多人跟着学，每户只学做一样配件，很容易学会。邻里间沟通便捷，因此每个集群对市场信息反映都很灵敏，互相都是老熟人，信任度高，合作成本低，一村一镇很快就形成一个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特点：
1.产销紧密结合。对市场需求反映极为灵敏。
2.这种独立家庭间的分工协作模式，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工，比劳动雇佣关系积极性高。
3.家庭作坊式生产，综合成本低。生产工作场所通常就在自己家后院搭建的工棚内，前店后厂，不需要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雇几个工人，就住在自家的地下室与阁楼上，综合成本极低。
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很难被替代。
这种专业村镇集群生产特别适合产品种类繁多、需求变化快的生活日用小商品。只要中国能以专业乡镇集群模式生产的产品，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在成本上就很难竞争过中国企业。
比如温州一个叫梅头的镇（现在叫海城），专业生产水龙头，往往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获得一个大的产品订单，当天邻居们就形成分工，你负责做模具，我供应金属材料，他负责加工，等等，通常当天晚上就有人出发到全国各地采购加工所属的原材料。因为这种小作坊分工协作模式的综合竞争力，导致二十多年来，意大利的同类水龙头制造企业就大多关停，现在温州海城制造的水龙头，占了中国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水龙头，占了全球中低端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大企业流水线生产只需要廉价而守纪律的工人，可以在全球任何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设厂，容易外迁。专业村镇集群协作方式生产的小商品产业链，涉及千家万户，整体外迁很难。这是中国制造竞争力最强的部分，韧性最强。中国一些拥有了驰名商标品牌的大企业，政府给予很多土地建工厂，在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了更多优惠待遇，但最后往往还是将建成的厂房出租给小规模民营生产企业，并将部分甚至全部的生产加工分包给小企业。一些小企业再将生产分包给家庭小作坊。这种协作配套对制造业极为重要，十多年前就有一些中国企业搬迁到越南等国家，但往往遇到配套协作上的困难。
中国工资低廉的工人难以到西方国家工作，但西方国家资本可流动到中国，于是三十多年来，全世界民用小商品的生产几乎都转移到了中国，世界对中国形成了依赖。这个优势本来是很难被取代的，如果没有非自由市场因素干预，中低端制造业方面，其他国家是很难从中国抢走生意的。
中国企业在小商品的生产上已没有技术障碍，产品质量问题通常还是成本问题，增加一点投入就能解决，中国企业已有能力生产价廉物美的日用小商品。许多世界名牌产品，现在都是中国生产的。
中国1992年至2008年之前的十几年中，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高于官方公布的8%到9%，有些年份可能高达12%，甚至更高。
2008年起中国政府以扩大公共投资的方式刺激经济，当时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但很多“”铁公机”建设业务，与重化、能源与通讯等业务都由国企垄断，客观上使国企挤占了更多社会资源，在另一方面导致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一一国企的效率永远不如民营企业。
中国民企多属于自发发展，而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其他一系列管理措施，严重扼杀了中国经济活力。自2012年起，由于一系列综合原因，中国经济有效增长速度开始下降。
产业链是一个生态系统，因各种机缘巧合的因素形成后，效率很高，比较稳定，单个企业离开这个生态系统，效率必大受影响。但如果生态受到破坏，导致产业外迁，要重建产业链，极为困难。中国沿海地区很多专业村镇的产业链，因如下因素，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1.中国政府多年来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粗暴管理。
2.自2018年起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这也不符合自由市场竞争的原则（当然美国的要求是对等与平衡，根本问题可能还在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没有全部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
关于1.来自中国政府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粗暴管理，有很多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三个： 1.）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用地严格限制。 2.）大规模拆违。 3）.环保风暴。
解释：1.）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用地严格限制。
中国国土很大，但不允许土地私有，所有工业用地都必须由政府安排。
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不缺乏工业用地，中国内地有很多地方政府圈地建设的工业区，土地长期荒着。
但中国沿海工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地区，如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珠三角、沪江浙相邻处的长三角，工业用地的供应受到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极为紧缺。
温州永嘉县、瑞安市等土地，一亩工业用地最高曾经可卖到四百万元，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导致许多小企业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有些企业被迫向中国内地迁移，但通常由于内地产业配套不齐全、信息与物流成本高、缺乏熟练工人、地方政府干预太多等原因，企业丧失了市场竞争力。
也有些企业外迁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中国中央政府本意是通过对沿海工业用地的控制，促使部分沿海企业搬到内地去，使中国产业布局在地域上“更为合理”，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市场竞争遵循成本最优化的规律，此举严重扼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势头。（沿海一亩地年工业产值通常超过农业产值百倍，一亩工业用地市场价格高于一亩地农业种植年收益千倍，按市场规律，应该将工业用地指标向更高产出的地区倾斜。更合理的是放开政府对土地的严格控制）
2.）大规模拆违。
中国政府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态度，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而越来越歧视嫌弃。因为民营小微企业通常纳税少，雇用很多外地农民工，增加了当地政府社会治安管理与其他社会服务的压力。其中最伤害民营小企业的，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拆除违章建筑。
这个政策肇始，似是广东省于2008年在广东珠三角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
“腾笼换鸟”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的使用受到中央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为了腾出工业用地，引进产值更高污染更少的企业，以各种手段逼走以民营小企业为主的企业，其主要手段就是拆除企业违章建筑，与以环保不合格为理由的罚款与责令停产。
这是用公权力的手去调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手段，其初衷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被驱赶的“鸟”（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独家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最需要留在经济发达地区，以方便获得产业链的配套，减少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许多民营小微企业离开经济发达地区就无法生存。
经济发迖地区的大企业，也需要有众多小企业的协作配套服务，才能降低成本。腾笼换鸟政策破坏了产业链完整，破坏了经济生态环境，以权力之手替代市场调节，严重破坏中国社会生产力。普遍的后果是，“鸟”被折腾死了，“笼”一直空着。
这政策在2012年中央新班子主政后，在全国范围被仿效，并且与以拆违为手段驱赶“低端人口”，以控制特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叠加，产生了更大危害。
强行拆除违章建筑，一直是中国政府强行征用土地、减少征地补偿的手段之一。
中国全国范围内扩大化的大规模拆违运动，应是自2017年开始。
中国所谓违章建筑的情况，主要有四种：
一是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增盖一些配套房屋，如果按政府的规定报批，周期很长，因为通常要报十几个左右的政府部门审批，跑一年到二年都完成不了，而且通常会与某个政府部门的规定冲突（因为民营小微企业很难得到政府更多工业用地，只能在狭小的现有土地上增盖厂房，通常不符合关于土地建筑密度与间距等要求），无法获得审批，为解决厂房紧缺，只好擅自建房。
二是在村民集体土地上盖的房屋。中国法律规定只有本村村民经批准才可以使用本村集体土地。但现实中大量存在村集体土地建房卖给本村之外企业与个人的情况，即“小产权房”，当地政府一般不干预，因为对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但多年后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拆违指标，或者为了驱赶外来人口，就认定属于违建，随时可“拆违”。
三是地方政府未获得中央政府批准的用地指标，允许企业先建房，后申领用地指标。到后来地方政府受到上头压力或后任官员翻脸不认帐了，就作为违章建筑拆除。
四是农村在自己宅基地与承包地上搭建的临时建筑。用于工业小作坊生产，或提供“农家乐”之类的服务。当地政府开始通常是默许甚至鼓励的，因为发展经济，也有利于政府官员寻租。但为完成上级政府拆违指标，只能强行拆除。
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拆违，首先从北京与上海开始，真正目的是驱赶低端人口，落实中国政府控制特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一一中国政府对民众大量聚集，一直本能地心怀恐惧，尤其是对贫穷群体，总是不断地将他们驱赶回农村。在江胡时代，对经济方面的社会管控相对宽松，2012年新班子上任后，对社会所有领域的管控都大为加强，运动式一刀切的做法成为常态，落实到经济领域的拆违，从北京上海推广到全国各地，与地方政府的“腾笼换鸟”动机叠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同一直在刮台风，民营小微企业受损尤其严重。
自2017年到2019年的三年中，按各地政府公布的数据统计，全国拆除违章建筑的面积，超过100亿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应在十万亿元以上（以重置成本估计）。这数字或有虚报的成份，但对中国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确是极为沉重的。
官员平时对企业不断寻租刁难索取“摘桃子”，通常还能留下一些剩余，拆违则是连根拔起，很多小微企业与家庭作坊被斩草除根。拆违使中国民间地下经济生存的空间大为缩小，民众实际生存更为艰难，也使中国制造的整体成本大为上升。这是一个政权对自己国家经济的自残蠢举。
【节选部分政府网上公开的数据：上海市城管执法局称，仅2017年上海拆违面积超过5000万平米。山东济南市政府公布，自2017年到2019年三年间拆违面积超过一亿平方米。浙江台州政府公布，自2013年以来，当地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06亿平方米，尚有存量违建总建筑面积3927万平方米还将予拆除。浙江省平阳县公布，其于2018年拆违349.43万平方米（中国有2847个这样的县级区划）】
3.）环保风暴的破坏
2016年从中国环渤海湾地区开始的“环保风暴”，并在当年很快蔓延到全国范围，也给了中国民营小企业致命的打击。
（据公开报道，2016年环渤海地区被关停的企业有17万家。全国范围内被关停的小企业估计超过100万家。被限制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的，则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绝大部分企业。仅说2016年那一年，我所知道的几百家民营企业，大部分受到环保部门的处罚，很多企业被强制停业几天到几个月。全国直接损失无法计算，估计应在几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因为关停与限产导致生产能力减少，间接损失更大。）
中国“环保风暴”起因是中国公众对严重雾霾天气的危害意见越来越强烈，2015年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普遍关注，政府治理污染当然很有必要，但中国政府的做法简单粗暴，走两个极端：此前习惯性隐瞒空气污染数据，否认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污染指数。到后来空气污染严重到无法隐瞒了，于是政府在还没有查清空气污染原因的情况下，以习惯性的“运动”方式，下令全国范围严查企业污染排放情况，大规模关停企业一一实际被关停的，都是民营小企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对政府的税收贡献较少，最没有价值。又没有抵抗的能力。 （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社会对空气质量的关注，是好事，但如果没有自由的言论氛围，一个与官方不同的声音一旦流行，也会成为“唯一的声音”，那就可能遮蔽了对真相的进一步探讨，并因公权力的莽撞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中国政府这些行动，恶化了中国经济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提高了企业综合成本，损害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虽然在数据上仍然是增长的，但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部分制造产业转移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国家。 （2013年以来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年年保8，但实际上应该达不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我估计是0，甚至已经是负值。）
目前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滞倒退，中国政府已大为放宽环保方面的管理，尽管部分地区拆违仍然在继续，但随着中国经济恶化，全国违围的大规模拆违政策已经停止。但中国民营小企业已经元气大伤，而且今后中国政府只要仍然保持对经济的强势控制，公权力不受制约，一个城管局长可以让全市更新店招牌，一个乡书记镇长可以随时带上百城管上门对一家企业进行“整治”，甚至责令停产整顿，中国企业受到的政府各种压力刁难仍然不会减少。地方政府财政越困难，干部越会利用权力刁难企业，捞取好处。
2.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大幅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关税，中国政府前倨后恭，应对失措，导致中国制造出口蒙受巨大压力。如果欧盟与日本也跟进，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会丧失。
通常中国小商品制造企业的净利润不到10%，其中还包括了出口退税的收入。如果进口国的关税普遍提高10%，制造商就没有利润了。
现在美国将中国产品关税普遍提高到25%，其中增加的成本是由买方、中间的经销商与制造方分担的，这是由于需方一时未找到替代供应方。陆续会有成本更低的第三国取而代之的。如制裁持续下去，必重创中国制造业。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没有一个小企业的明确标准，我也没有看到专门对民营小企业经济数据的统计，我这里说的小企业，主要指用工在几十个人以内的小微企业（在中国，习惯上几百工人的企业就可算中型企业了），这里说的数字，只是我个人的大概估计。
- 总体上，中国民营小微企业实际经济总量，大于官方统计数据（在生活日用品的行业，在1990年代至2010年之前，家庭作坊式的民营小企业，少报的产值可能与上报统计数据相差一倍。但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实力所在。
这个情况以温州为例：我曾经于1980年代至2000年代，在温州担任过审理民商案件的法官与律师，与企业接触较多，我所知道的浙江民营小企业，普遍的只上报实际产值的一半甚至更少。因为小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每一环节，几乎都需要送红包、请吃饭，灰色开支费用很大，如果产值全部如实上报，就没有钱可赚，甚至会亏损。而且税务部门有任务，每年的税收比上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所以负责查税的税务专管员，拿了红包后，也会主动授意民营小企业不要多报，为下一年度的数据增加留下余地。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做生活日用品出口的民营小企业，比如出口一个货柜的服装，实际价值50万人民币，实际报关数据通常是30万元甚至更少。所以中国民用生活用品如服装、塑料制品等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的产品，实际出口数量大于统计数据。中国的民用小商品的外贸数据，在出口国与进口国，实际上都是被低估的。小商品出口被低估的数量，有可能达到30%甚至更多。中国制造的民用小商品大部分通过海外华人批发到零售，大多用人民币结算。这也是人民币实际上的国际化。
中国官方数据说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为人民币17.23万亿元，其中纺织服装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3.31万亿元，占比为19%，我个人认为，这个比例是被低估的，而机电产品类的数据是被高估的，因为涉及很普遍的骗取政府出口退税。
而这个被低估的中国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值，正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所在。否则很难想像，以中国政府的高税收与地方政府滥收费，中国官员普遍的寻租腐败，中国民企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中国沿海民间地下经济占统计数据的比重，无法准确统计，但在2015年前占比是很高的。（未被官方统计的民间经济活动，叫地下经济，这在全世界都存在。尤其是制造民用小商品的小企业多的地方。我自2019年2月初到欧洲马耳他居住，一年半中多次到意大利旅游与参加商务活动，我观察到意大利的地下经济也很活跃，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说2018年欧洲意大利人平均年收入为33560美元，而丹麦人为60140美元，相差近一倍。但我观察到的意大利人生活水平并不比丹麦人相差那么大，我估计意大利的民间地下经济远比丹麦的多，这从欧元现金在意大利被大量使用，也可窥一斑。在税赋重、吏治败坏的国家，地下经济的比重都较高）。
在2012年底新班子主政后，中国民间地下经济占社会经济总量的占比逐年降低。2013年之后的一系列折腾，对民营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地下经济受创尤其严重。
李总理在减少企业负担方面做过一些实事，如取消出口商品的商检，取消公司的工商年检，变公司成立审比制为登记制，注册资本可分期到位，取消了房屋建设的消防部门前置审批等。但在对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最为重要的土地供应、拆违、环保风暴行动中，及今年的新冠疫情的信息公开方面，没有起到正面作用。港版国安法也在他任总理时出台，导致了全球对中国的抵制，这对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
2.中国民营大企业的产值与盈利数据通常多报，以便让其财务报表的数据更漂亮，可以借此获得更多贷款与政府优惠待遇，包括低成本获得更多工业用地，税收优惠，各种补贴扶植奖励资金，管理上的宽松与特权等。有些民营上市公司虚报业绩情况更为严重。我知道有家上市的民营企业，把十几个车间之间不同加工环节的半成品流转，变成销售关系，名义产值就大幅上升了。企业盈利靠副业，如套用银行资金放高利贷，投资房地产。
3.中国国营经济产出总量被严重高估。中国国企占用了中国约75%的银行贷款，与大量的土地等资源，实际总产出为负值。
如一家经营金属材料的国企，一年的销售额名义上达上百亿，其实完全是虚假的，通过金属提货单的流转大幅提高经营销售额，其实是为了使报表好看，便于向银行贷款，转贷牟利。
中国的高速公路基本是国营的，有朋友告知我，他知道的一条高速公路，计划造价160多亿人民币，后来造价增加到200多亿，工期也延长了三年。其中有地质复杂等因素，更多的是腐败，一层层分包、分赃，一条高速公路帐面资产价值200多亿，实际价值可能只有100多亿。而且中国很多高速公路建成后，收益不够支付维护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养人的费用，大批高薪冗员，人浮于事。另外是养路的成本，道路维护也都是垄断经营或关联企业经营，成本高，效果差。
因此，中国的国企产值、国有资产数据，一是水份严重，如帐面价值四百亿，真正价值二百亿就不错了。而且这些资产的管理与运营的成本高，名义上盈利，实际上大部分是亏损的，如果破产清算，多数还不够还银行贷款与支付员工的工资与遣散安置费用。
比如中国的粮库，在上级来人检查之前，常发生火灾，不管原来帐面上有多少粮食，火灾过后什么都没有了。
再比如中国高铁，目前总投资额已超过六万亿，还计划每年增加投资8000亿以上，资产额基本就是负债额，帐面盈利只够付贷款利息，其实是整体亏损，而且长期趋势基本没有可能盈利，高铁虽然提供了出行便利，但高铁不能运载重吨位货物，运行管理成本高，高铁超前大规模投资是基于中国经济今后仍将长期高速发展这个预期。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下滑，中国高铁将成为全民长期的负担。
从企业效益的角度来说，一家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的公司，不管帐面资产是多少，整体上价值是负值。
中国国企整体上不创造财富，更没有国际竞争力，但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靠垄断吸血，我说中国国企其实是另一个收税机构，中国国企不可能成为供养中国退休人员的收益来源。国企不可能成为国民的生活保障，本身还需要全民来长期供养。
【附：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10.4万亿元，负债总额135.0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 2018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64.3万亿元，负债总额237.8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17.2万亿元。 2018年，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33.5万亿元，负债总额9.9万亿元，净资产23.6万亿元。】
插叙一个我的观点：一个流行的谬误，认为中国经济制造业占GDP比重高达40%以上，而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只有11%，服务业占比81%.（2019年度数据），因此中国经济比较“实”，美国经济比较“虚”。即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更强。
其实现代经济的构成，知识经济越来越重要，发达的社会服务业也包括给高端制造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设计、检测、培训等，都是。同时生活性服务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闲暇，有闲暇人们才能有时间从事知识经济的创造。只要是经济自由的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高低，市场会自发调节。所谓虚实是产业层次不同，“虚”的国家更多属高端产业，比中低端制造业的“实”更具长远竞争优势。
但美国等国称准备将制造业回迁，既要“虚”，也要“实”，既要高端，也要低端，实际上是非市场化的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分工合作原则，是准军事对峙下的非市场行为，对双方都是一场消耗战。长远来说不可持续。
从中国迁出的产业，一定会转而迁移到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美国仍然只能在高科技与高端制造业领域维持优势。
但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制造业一旦迁移到了其他同质国家，产业链在其他国家重组后，再回迁中国，基本无望。
取决于内外两方面。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有一定灵活性，中国内部以上影响中国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地控制、拆违、环保风暴政策已在调整，但企业综合受到的政府干预与税收负担很难减轻，因为政府控制一切的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没有调整。
中国外部的经济形势在恶化。
三十多年来中国享受了世界自由贸易的最多好处，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回能吃饱饭了。中国政府应努力维护世界公平贸易规则，维持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份额，留住中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完整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还炫耀武力威胁世界和平与自由秩序，这是很愚蠢的。
港版国安法出台后，现在中国政治与经济全面恶化的趋势已经难以挽回。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6.8%，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2%。不可能是真实的数据。我估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比上年下降50%，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封城，停止生产与营业了。第二季度起有恢复，但绝对不可能比上年同期有增长，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下降15%以上，甚至更多。自2016年到2020年底，中国增加的失业人数实际数估计会超过二亿。
我在2019年2月初写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中，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作了预判，基本应验，新冠疫情与中国现任领导班子的一系列政策，还使中国经济恶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国内，我以上说的中国政府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粗暴管理，已在部分地调整，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计划经济思维，没有根本性转变，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加强了（没收安邦保险、重提公私合营等）。
而外国对中国的非市场竞争的做法，正在大大加强。世界各国对中的的经贸合作，正从比较优势、市场分工的市场竞争原则，转变为安全至上、以价值观趋同来重新建立贸易关系圈。中国因执政党与世界普世价值观的冲突，正在逐渐被挤出世界经济贸易圈。
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政府对人权与私有财产的保护状况没有改善，中国政府不接受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国民营企业经营者就没有安全感，中国与民主国家的冲突将不断激化，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脱钩，中国被踢出世界贸易体系，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中国政府近来已号召民众准备经济“内循环”，但经济“内循环”，外贸少了，国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消费能力只会比现在更差，因为有购买力的需求才是真实需求。
中国政府仍然在以扩大公共投资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但大多数是无效益的投资，只会加速消耗中国经济实力。现有情况下，中国经济下滑无法避免。
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真切地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为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发展努力，中国只有政治改良，经济才能维持与发展。
而中国的政治改良与经济发展，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符合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
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问：中国有舆论重提公私合营，会实行吗？
我看实行不了。好的民企不愿意，差的民企业公家不要。（对好企业施加各种压力然后强买或没收，将差的企业包装成好企业通过勾兑卖给公家的除外。正常市场经济下不会有公私合营的。）
问：中国政府在民企设党支部，你认为对企业有影响吗？
答：我看没实际影响。民企也不会在乎。民企机制决定党支部不可能起作用。这些事已喊了很多年，基本只是形式，为政绩玩的一些文字游戏。对民企真正有影响的不是这些虚的东西，正如对民营经济的前后两个36条，没起什么正面作用，当然也没什么坏作用。国外内一些学者习惯从书面政策上去判断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其实真正影响经济的，是一些政府强制干预企业经营的实际措施，甚至包括一些奖励与优惠措施，都可能误导企业，扭曲市场，整体上影响企业，损害经济。对民营企业最大的帮助是少管少限制少干预，最大的危害是断电拉闸封门拆房这类强暴行为。 要彻底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只须一招：县以下官员由当地民众选择，经济一定大发展。
陈天庸：上海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