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接受CNN采访纪要 2019年11月26日
1、Kristie Lu Stout，CNN驻香港主播、记者：任先生，感谢您邀请我们到访深圳华为总部。我非常期待今天和您的对话。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最近刚刚推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5G网络，华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消费者对此的反应却有点不温不火，您觉得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任正非：第一，网络才刚刚建设，还不够完善，消费者还不能完全感受到5G给他们带来的体验。预计明年中国市场销售的5G手机将达到2亿台，估计大家的感受就会很充分了，特别是1000多元人民币的5G手机做出来的时候，个人消费会有一些体验。
第二，5G是对工业自动化、对人工智能的促进，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人工智能刚刚才兴起，它需要低时延、大带宽、大流量。它深度学习，建立模型，这些都需要一个成长过程，所以不会很快就热销。
2、Kristie Lu Stout：虽然华为面临来自美国的很大压力，但是业务仍然保持增长。华为在中国市场的智能手机销量也在不断提升，在中国市场以外也在赢得新客户，包括国际运营商客户。这些是不是能证明美国的打压并不能打败华为？ 任正非：因为华为公司从开创至今，经营观念是坚决拥抱全球化，通过全球化产业链的合作，服务全球社会，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们早就觉察到，我们和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矛盾，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准备，当美国不卖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死掉，还能够自立。从现在来看，我们生存下来，在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了。但是我很担心的是，3-5年以后我们是否还能持续领先世界，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3、Kristie Lu Stout：华为能否保持在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导地位？现在华为的智能手机销量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增长仅限于中国市场。禁止华为使用谷歌应用确实对华为海外的智能手机销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华为只能在中国销售智能手机，您会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美国明确谷歌GMS生态系统不给我们使用，那我们自己的系统也是会投入使用的。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在2-3年内完成世界生态系统的整合。
Kristie Lu Stout：所以即使没有谷歌以及正在等待美国政府批准与华为做生意的其他公司，您也有信心未来华为智能手机的业务布局将会是全球化的？ 任正非：我们在供应链上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欢迎美国公司加大对我们的供给，然后我们大量使用它们的零部件，形成共赢。当美国公司不能给我们供应的时候，我们是有替代方案的，如果替代方案出来以后，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那再切换回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因此，这个时期对大家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希望美国政府要考虑一下美国公司的利益。华为公司的态度就是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不会孤立地走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这种封闭道路。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各方面不去努力，万一出现美国公司就是不供应零部件的情况，那我们也要生存。
4、Kristie Lu Stout：微软刚刚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能够继续向华为供货。您觉得谷歌也能获得许可吗？ 任正非：微软拿到许可，有利于微软体系继续在世界迅猛发展。因为我们PC、服务器等这些体系的生产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会支持使用英特尔、微软系统，加大这方面的发展。
我们自己也做了鲲鹏芯片、泰山服务器，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心一意要走向全社会的，我们是为了防备万一得不到供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体系是稳定的。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供应安全保障，作为备份的第二系统其实是不需要的，就因为没有安全保障，我们才做了备份系统。大家要知道，世界上能作出CPU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我们要耗费极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实现替代和备份。这对于我们一个很穷的公司来说，要做这么大的备胎，那要付出多大代价？有些事不得不做，也不是心甘情愿地做。
所以，我们欢迎微软、英特尔这种开放的态度。本来全世界就是它们占领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如果它们突然说不要这部分世界了，要让一些给别的技术体系，我感谢不过来，对不起他们。
Kristie Lu Stout：假设谷歌不能够拿到向华为继续供货的许可，华为有没有备份计划？ 任正非：有，而且规模很大。
Kristie Lu Stout：有没有收到确切消息说谷歌的申请已经被美国政府给拒绝了呢？ 任正非：没有。 Kristie Lu Stout：华为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在没有谷歌的情况下，华为有没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任正非：我想，应该说不会有问题，但需要时间。
Kristie Lu Stout：需要时间？但是如果没有谷歌的话，怎么能突破海外市场呢？ 任正非：我讲的“时间”就是指海外市场。因为明年、后年我们就能重返海外市场，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和决心。
5、Kristie Lu Stout：我们现在来聊聊5G。美国一直在给其盟友施压，包括最近向加拿大、英国和德国施压，让他们不要在5G上与华为合作。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国家对于和华为在5G上的合作是持开放态度吗？ 任正非：是的，它们是开放的。世界各国主要是在比较到底谁的5G更好，运营商是知道的，它们的政府官员也知道，只是少数政治家从政治角度出发，有他们的想法。但是，还是有人从现实主义考虑的。
Kristie Lu Stout：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拒绝了华为的5G技术，比如说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国家是华为5G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5G上，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分裂的迹象。您觉得现在中美之间的5G技术战，有没有可能造成5G的进一步分裂，从而使得5G的真正价值无法实现？ 任正非：世界很大，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供应商的局面，多个供应商对社会进行供应，是正常的。但是5G的标准只有一个，如果有人想另立标准，它和别的标准不能连通，怎么办？因此，即使有些国家不用我们的设备，但它还是会用其他制造商的设备，最终都要连起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只由华为来促进人类社会，5G是世界的、是大家的、是共有的，大家共同来促进世界的发展。
6、Kristie Lu Stout：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信任有多重要？ 任正非：由于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能力比信任更重要。因为只有信任、没有能力，做不出产品来是没有价值的。把产品做出来了，你不信任，但总有人信任，他们用了以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这就给不用的国家一个提醒“你不用，就会落后的”。比如，英国人刚发明出火车的时候，社会对火车的评价也有负面的。中国第一次使用火车，认为火车很恐怖。慈禧太后坐火车时不坐火车车厢，她要坐火车头前面放的那把椅子，她说“不能有谁超越皇帝”。但是火车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原来阻挠火车发展的国家最终也是火车遍地。
所以，任何东西有先进性，它一定要造福一个地区的人类。当被造福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受到这个新技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不会去排斥新技术。纺织机械最初是英国发明的，当时工人们也把纺织机械当成恐怖的威胁，用铁锤把它砸掉。但是至今，全世界最好的衣服面料还是英国产的，说明先进技术对一个国家的促进就给周边国家做了榜样。我想，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来是无穷的，人们会去比较、鉴别。
Kristie Lu Stout：近期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台了一个针对华为的规定，本质上是说我不信任华为，所以农村的电信运营商不能使用联邦政府的基金或者补贴来购买华为设备建网。我们也知道，华为计划对抗这一决策。为什么您认为这么做很重要？你们打算怎么对抗？ 任正非：华为公司是商业公司，目的就是为全球人类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我们不是以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本着这个原则，在非洲、在高山、在热带雨林……很多艰苦地区，我们都去提供服务。
当然，我们也愿意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当年我们希望给美国大运营商提供服务，但是给大运营商提供不了服务，就给一些小运营商提供服务，以体现我们的价值。因此，美国政府这个决定是违反了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的，那是由它和它的人民去沟通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一个供应商，不介入解决问题的冲突。但是美国政府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表示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Kristie Lu Stout：所以您的观点是美国政府正将政治和贸易战置于消除数字鸿沟之上，对吗？ 任正非：我认为，政治和经济本身是可以分开的，不要混淆在一起。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需要把最好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如果你的商品不卖到全世界，全世界就有其他人会作出替代商品，那美国就丢失了这部分市场。所以，美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这个世界还没人能超过你，至少短短时间里不能超过你。当然这个“短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近百年。
美国在创新机制和创新动力上是非常强劲的，各种司法制度上也比较领先，这么多优秀人才争先恐后地涌入美国，目前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比不上。你看，很多优秀人才都想到美国定居，这样我们获得的就不可能是一流人才，可能是二流人才或三流人才，但是我们在这种人才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几个人、几十个人拼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优秀人才，所以我们的人数就比美国公司多很多，但是我们做出的成绩并没有比美国公司大多少。这样来说，美国在科技上应该会继续领导全世界，而且全球化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是美国政府现在慢慢要脱离全球化，那就会把一片片市场让给别人，“小草”和“春笋”就会旺起来，这些国家将来也会替代美国的。
7、Kristie Lu Stout：中美科技战的核心在于信任的缺失。美国政府不信任华为，认为华为设备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后门，他们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华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疑虑，重建信任？ 任正非：第一，美国这个题目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几十年来华为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我认为，我们也无法说服美国，但是它的盟友国家是可以说服的，因为它们已经用华为公司的设备一、二十年，对华为是什么样的公司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些运营商就会说服自己国家政府对华为公司放行，给华为放开空间。
第二，华为的设备很先进，耗能指标、带宽指标，特别是体积、重量上的指标，是世界上其他公司还很难达到的。比如我们的5G设备安装，手提着就可以上基站，不需要铁塔、工程吊车……这些东西，建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这是很了不起的。欧洲有很多旧房子，不可能在上面建大铁塔，基站只能装在房顶上，如果太重了，房子承受不了。我们的设备很适合欧洲，有这么好的功能，重量又这么轻，这些国家就必然会选它。因此，我认为客户的选择会战胜美国政府的声音，尽管美国声音很大，但是客户还是会有自己的决心。
8、Kristie Lu Stout：在这个问题中，有对华为的信任问题，还有对中国政府的信任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移交数据，华为就必须移交数据，对吗？ 任正非：第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声音。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企业绝对不允许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答记者问上也说过“不允许中国企业装后门、窃取信息”，这是官方对法律的释法。第三，华为公司是拿不到数据的。华为公司是卖的裸设备给运营商，运营商在运行设备的时候才有数据，但运营商是在主权国家管理下运行的，要服从这个主权国家的法律，不能违反主权国家的法律。我们拿不到数据，也不需要这些数据，从这点而言，美国这个说法靠不住。就像汽车一样，汽车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运输什么东西是卡车司机说了算，不能怪汽车生产厂家。一样的道理，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造“卡车”的公司。
9、Kristie Lu Stout：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您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到现在已经软禁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件事情对您的个人打击大吗？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任正非：作为一个父亲，当然我会关怀自己的儿女，也会心疼自己的儿女。但是儿女经历风雨、受受磨难，对她本人一生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在中美贸易战中，她成为了两个大“球”碰撞下的一只“小蚂蚁”。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她应该感到自豪，世界上两个国家打架，拿她作为了一个筹码。
第二，因为孟晚舟没有犯过罪，美国的指控不是真实的，法律迟早会有公正的结论，所以她的心态还是比较平衡的。现在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轮流到加拿大去陪她，舒缓她的心情；她平时也在学习、看书、画画……来调整自己的心情，她有耐心等到加拿大法律公平、公正和透明地解决问题。
Kristie Lu Stout：您有信心她不会被引渡到美国？ 任正非：我相信不会有问题。而且我们在美国打官司，我们有信心把纽约东区的官司打赢，证明我们公司有能力和美国政府进行法律较量，美国政府以后也不能随意欺负我们。
Kristie Lu Stout：您上一次跟您女儿孟晚舟通话是什么时候？ 任正非：三、四天前。
Kristie Lu Stout：你们通常多长时间交流一次？ 任正非：没有准确时间，有时候转给她一些网上好笑的故事，随便打个电话问候几句。
Kristie Lu Stout：在孟晚舟被软禁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得更亲近一些？ 任正非：是的，更亲近了。以前孟晚舟一年也不给我打一次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当然那时我们知道儿女在努力奋斗就高兴了。现在大家的关系变得比较亲近了。
Kristie Lu Stout：您觉得在加拿大被软禁的经历会让她变得更强大吗？她现在经受的考验会提升她的领导力，让她在回到深圳后能更好地为华为工作吗？ 任正非：首先，这些磨难会对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大影响，会让她更加成熟。但是，她回到华为公司以后，也不会受到特别重用，因为她只是首席财务官，只做财务工作。我们公司的领导人必须要具有技术背景，没有技术背景就没有战略洞察力，没有战略洞察能力的人领导公司，会使公司逐渐丧失清晰的方向，从而逐渐丧失竞争力。因此，她回来也仅仅是做原来的工作。
Kristie Lu Stout：在软禁期间，她是否还在以某种身份为华为工作？如果是的话，她正在负责什么样的项目？ 任正非：她现在的工作都是网上处理，已经没有做日常管理了。我们已经安排梁华做代理CFO，已承担起工作了。梁华以前就是CFO，孟晚舟是接他的班做了CFO，后来，梁华转任董事长。孟晚舟出现危难的时候，梁华转回来兼代理CFO，承担CFO的领导责任，孟晚舟有时候也会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目前情况大概如此。
10、Kristie Lu Stout：您是否试着亲自去加拿大看看孟晚舟？ 任正非：那要看特朗普批不批准。如果特朗普邀请我去加拿大，那我是会去的。
Kristie Lu Stout：特朗普总统之前曾表态说，如果有助于解决中美贸易战，他有可能会介入孟晚舟一事。华为现在仍然欢迎这样的姿态吗？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能介入孟晚舟问题的解决，说明孟晚舟的问题不是犯罪问题，是一个可以交易的问题。交易的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在贸易上给美国作出大让步，然后把孟晚舟作为有条件的交换。
我认为，中国总体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现在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按联合国的脱贫线标准是每天1.9美元的生活费用，而中国贫困线标准是1.2美元，如果按联合国标准，我们贫困人口的数量比现在国家公布的几千万人还要多。明年我们国家努力要使这几千万穷困的人口能摆脱贫困，如果我们要对美国让出更大贸易条件，那就是拿穷人的钱去换取孟晚舟的自由，我们不会考虑这样做的。可能你们没有到过中国的西部，西部有些人还是很贫困的，我可以找一些现在贫困孩子的图片给你们看。如果拿贫困人口的钱去交换我们的自由，我们从良心上过不去。
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犯罪，相信加拿大的法律可以让我们打赢官司，当然我们也相信美国的法律，我们在美国纽约东区法院也要打赢官司。
11、Kristie Lu Stout：在您女儿被扣押两天后，两名加拿大人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扣押。但是他们的境遇和孟晚舟不一样，他们不能打电话、不能见自己的家人，也没有行动自由。您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待遇？您觉得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吗？ 任正非：我至今都不知道中国扣留的两个加拿大人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只是孟晚舟软禁受到宽容的对待，我们认为孟晚舟应该是被释放的。如果美国认为华为有公司的官司，我们可以在纽约东区法院打官司；孟晚舟个人就是个人的问题，孟晚舟不是华为，华为也不需要孟晚舟来承担公司的责任，我们有信心在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展开法律应诉，所以这是两回事。对于中加两个国家之间有什么行为，我们不知晓，因为我们不代表国家。
Kristie Lu Stout：作为一名父亲，您现在还是能和孟晚舟进行交流。而且您说过，在她被软禁的这段时间，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更亲近了。那您觉得对于被中国扣留的两名加拿大人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来说，他们的父亲是不是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待遇？ 任正非：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两个人的情况，也不知道执法情况，无法对这件事发表任何看法。
12、Kristie Lu Stout：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您的领导风格。您是华为的创始人，也曾是解放军军官。在对华为员工的讲话中，您经常使用军事语言。您是否有时感觉您就是一位将军，在领着华为打一场保卫未来的战争？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将军，从来也没有人给我授过军衔。当年我在中国军队只是一个下级军官，当然有可能比小布什在军队的位置高一点，因为他是中尉，是连级干部，我是营团级干部，但在中国真真实实是一个下级军官。
第二，作为一个企业，需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能是一盘散沙，这点我们是向美国西点军校学习的。西点军校的老校长我见过，我对他说：“我年轻时候对美国西点军校就非常崇拜，崇拜西点军校的管理方法、教育方法，崇拜西点人的努力奋斗”。我们在公司早期建设中大量引用西点精神和方法，特别是末位淘汰，但是以前末位淘汰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普通员工也纳入末位淘汰系统，过分残酷了。现在才明白，我们需要淘汰的是管理者，而不是普通“士兵”，通过对管理者的淘汰，把压力传递到他的管理工作上去，我们就进步了。
面向未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还不能假定就是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如果美国再改变外部条件，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有应对方案，就要有组织的行为。当然，有时候一些名词不好表述，就借用了一些军队上的词，其实只是名词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军事组织。
13、Kristie Lu Stout：您的这种领导力风格很适合华为。对于香港领导者，您有哪些领导力方面的建议，帮助他们结束目前的动乱和抗议活动？ 任正非：因为香港和大陆是“一国两制”，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制度是不一样的。第一，香港的问题还是要香港自己去解决，我们的任何建议都没有意义。第二，香港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密切，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补好自己的“洞”，而不是香港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所以我们不怎么关心香港问题，只是现在不怎么去香港购物了。
Kristie Lu Stout：上周末，香港的亲民主党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您怎么看这个事情？中国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会让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摩擦加剧吗？ 任正非：“一国两制”法律框架下允许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香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能走向繁荣，在繁荣的状况下，所有市民能分享这个繁荣，是所有领导者最重要的使命，而不是一个政治名词，来说明它民主、不民主……。香港如何制造繁荣，是香港今天的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最主要思考的问题。人民群众都富裕了，不就是我们的愿望吗？
Kristie Lu Stout：您对香港的抗议人士以及他们所要争取的目标抱有同情态度吗？ 任正非：没有任何同情，因为不了解。我坚决反对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是不正确的。人们可以自由表述思想，但是用暴力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美国也是不允许（暴力）的。
Kristie Lu Stout：对于那些以和平方式抗议的人们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您是否抱有同情态度？ 任正非：不存在同不同情，因为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诉求，我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一国两制”下这种和平方式是制度允许的，不存在我对他们是否理解。但是不能作出极端行为破坏环境，这是不可取的。
Kristie Lu Stout：现在美国有一些立法者正在为香港而战，他们直接卷入到香港问题中，导致中美贸易战、技术战以及华为在美国的未来发展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对此，您有何想法？ 任正非：我注意到卢比奥先生最近的言论。我们外交部抗议美国干涉香港内政，卢比奥先生说美国立法干涉香港是“美国内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14、Kristie Lu Stout：华为是要重建在美国的各种伙伴关系和业务。那现在香港以及香港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是不是让华为在美国的重建工作变得更难了？ 任正非：香港与华为重建业务没有任何关系。香港是一个商业性的贸易中心，不是科技中心，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产品、零部件供应，所以香港不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任何合作。
Kristie Lu Stout：但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把它变成法律，那它就会影响中美贸易战，继而影响华为的未来，对吗？ 任正非：不会，因为美国禁止我们进入美国市场，怎么会有影响呢？
Kristie Lu Stout：那华为是不是已经完全放弃美国市场了？ 任正非：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放弃美国市场，我们也要争取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美国人民拒绝让我们服务，比如AT&T、Verizon等运营商不采购我们的产品，尽管我们有很友善的心，那也只能不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应本着开放的精神容纳世界各种力量，但是美国正在背弃这种精神，那它将来是不是还能领导世界呢？
15、Kristie Lu Stout：任先生，您在华为服务已经超过30年，把华为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提供商以及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是不是让您没法退休了？这么多年您一定也很累了吧？ 任正非：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与华为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至于我退不退休，我也希望在合适时间里能够解决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走上一定轨道以后，我会逐渐减少我的工作量。其实目前我在公司基本很少工作了，主要是常务董事会和轮值董事长们在主持日常工作。有时候他们来问我一下“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他们不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公司的作用已经在淡化，再淡化淡化，就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担心我怎么退出、退出的方法是什么。短时间内我可能还没有这个计划，有计划时我会告诉你。